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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开了，他们还要妈妈用衣襟替他们擦鼻涕。 一转眼的工夫，都蹿起来了，在工地上还拼命想把你撵到乌龟壳里去。对不起，这一招可不行。咱们还得走着瞧。“
潘克拉托夫饱吸了一口河边清新的空气，深深感受到一种满足。 二十岁的共青团员安德留沙。 小托卡列夫在左岸第七工段当支部书记，今天晚上潘克拉托夫要把那个工段“挂到自己拖轮的钩子上”
，到那时他肯定也会有这种满足感的。至于刚才他回忆起的那位朋友和战友保夫鲁沙。 柯察金，他现在被抛弃在偏僻遥远的滨海小城，为争取归队而进行着顽强艰苦的斗争，既有失败的悲哀，也有胜利的欢乐。
阿尔焦姆很少收到弟弟的信。 每当他在市苏维埃办公桌上见到灰色信封和那有棱有角的熟悉的字体，他就会失去往常的平静。 现在，他一面撕开信封，一面深情地想：“唉，保夫鲁沙，保夫鲁沙！咱们要是住在一起该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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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经常给我出出主意，对我一定很有用，弟弟！“
保尔信上说：
阿尔焦姆：我想跟你谈谈我的情况。 除你以外，我大概是不会给任何人写这样的信的。 你了解我，能理解我的每一句话。 我在争取恢复健康的战场上，继续遭到生活的排挤。我受到接连不断的打击。一次打击过后，我刚刚站起来，另一次打击又接踵而来，比上一次更厉害。 最可怕的是我现在没有力量反抗了。左臂已经不听使唤。这就够痛苦的了，可是接着两条腿也不能活动了。我本来只能在房间里勉强走动，现在从床边挪到桌子跟前也要费很大劲。 到这步田地大概还不算完。 明天会怎么样——还很难说。我已经出不去屋，只能从窗口看到大海的一角。 一个人有一颗布尔什维克的心，有布尔什维克的意志，他是那样迫不及待地向往劳动，向往加入你们全线进攻的大军，向往投身到滚滚向前、排山倒海的钢铁巨流中去，可是他的躯体却背叛了他，不听他的调遣。 这两者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还有比这更可怕的悲剧吗？
不过我还是相信我能够重返战斗行列，相信在冲锋陷阵的大军中也会有我的一把刺刀。 我不能不相信，我没有权利不相信。 十年来，党和共青团教给了我反抗的艺术。 领袖说过，没有布尔什维克攻不克的堡垒，这句话对我也适用。阿尔焦姆，你会说我信里有许多熔化了的钢铁。本来嘛，我们的生活本身也不是靠蛤蟆的冷冰冰的血点燃起来的。 我要你和我一道相信，保尔会回到你们身边的，哥哥，咱们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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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一起好好干呢。 不可能不是这样，要不然，当罪恶的旧世界已经在我们的马蹄下声嘶力竭地呻吟的时候，国内战争的火红战旗怎么还会使我们热血沸腾呢？如果在棘手的，有时甚至是残忍的生活面前我们屈膝下跪，承认失败，那我们工人的坚强意志还从何说起呢？
阿尔焦姆，朋友们听到这些话时，我有时也看到有人流露出惊奇的目光。 谁知道，也许有人会想：他是让理想遮住了眼睛，看不到现实。他们不明白我的希望寄托在什么地方。现在稍稍讲讲其他方面的情况。 我的生活已形成了一个格局，局限在一块小小的军事基地上。 这就是我的学习——读书，读书，还是读书。 阿尔焦姆，我已经读了很多书，收获颇丰。 国外的、国内的著作我都读。 读完了主要的古典文学作品，学完了共产主义函授大学一年级课程，考试也及格了。 晚上我辅导一个青年党员小组学习。 通过这些同志，我和党组织的实际工作保持着联系。 此外，还有达尤莎，她的成长和她的进步，当然还有她的爱情，她那妻子的温存体贴。我们俩生活得很和美。 我们的经济情况是一目了然的——我的三十二个卢布抚恤金和达雅的工资。 她正沿着我走过的道路走到党的行列里来：她以前给人家当佣人，现在是食堂里的洗碗女工（这个小城没有工厂）。
前几天，达雅拿回来第一次当选为妇女部代表的证件，兴高采烈地给我看。 对她来说，这不是一张普通的硬纸片。 我注意地观察着她，看到一个新人在逐步成长，我尽自己的全部力量帮助她。 总有一天，她会进入一个大工厂，生活在工人集体中间，到那时候，她就会最后成熟了。 目前在我们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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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小城里，她还只能走这条唯一可行的道路。达雅的母亲来过两次。 她不自觉地在拉女儿的后腿，要把她拉回到充满卑微琐事的生活中去，让她再陷入狭隘、孤独的生活圈子里。 我努力劝说老太太，告诉她不应该让她过去的生活在女儿前进的道路上投下阴影。 但是，这一切努力都白费。 我觉得，达雅的母亲有一天会成为她走向新生活的障碍，跟这个老太太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握手。 你的保尔
老马采斯塔的第五疗养院是一座石砌的三层楼房，修建在悬崖上开辟出来的平场上。 四周林木环抱，一条道路曲折地通到山脚下。 所有房间的窗户全敞开着，微风吹拂，送来了山下矿泉的硫磺气味。 保尔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 明天要来一批新疗养员，那时他就有同伴了。窗外传来一阵脚步声。有好几个人在谈话。 其中一个人的声音很耳熟，他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浑厚的男低音呢？他苦苦思索，终于把藏在记忆深处的一个还没有忘却的名字找了出来：英诺肯季。 帕夫洛维奇。 列杰尼奥夫，正是他，不会是别人。 保尔蛮有把握地喊了他一声。过了一分钟，列杰尼奥夫已经坐在他的旁边，快活地拉住他的手了。“你还活着哪？
怎么样，有什么好事让我高兴高兴？
你这是怎么啦，真正当起病号来了？这我可不赞成。 你得向我学习。 大夫也早说过我非退休不可，我就不听他们那一套，一直坚持到现在。“列杰尼奥夫温厚地笑了起来。保尔体会到他的笑谈中隐藏着同情，又流露出一丝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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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畅谈了两个小时。列杰尼奥夫讲了莫斯科的新闻。从他嘴里，保尔第一次听到党关于农业集体化和改造农村的重要决定，他如饥似渴地听着每一句话。“我还以为你在你们乌克兰的什么地方干工作呢。没想到你这么倒霉。 不过，没关系，我原来的情况还不如你，那时候我差点躺倒起不来，现在你看，我不是挺精神吗？现在说什么也不能无精打采地混日子。 你明白吗？这样不行！我有时候也有不好的念头，心想，也许该休息一下了，稍微松口气也好。 到了这个岁数，一天干十一二个小时，真有点吃不消。 好吧，那就想想，哪些工作可以分出去一部分，有时候甚至都要落实了，到头来每次都是一个样：坐下来办‘移交’，一办起来就没个完，晚上十二点也回不了家。 机器开得越快，小齿轮转得也越快。 现在我们的前进速度一天胜过一天，结果就是我们这些老头也得像年轻时候一样干。”
列杰尼奥夫用手摸了摸高高的额头，像慈父一般亲切地说：“好，现在你讲讲你的情况吧。”
列杰尼奥夫听保尔讲他前些时候的生活，保尔注意到，列杰尼奥夫一直用炯炯有神的目光赞许地看着他。
凉台的一角，在浓密的树荫下坐着几个疗养员。 紧紧皱起两道浓眉，在小桌旁边看《真理报》的，是切尔诺科佐夫。他穿着俄罗斯斜领黑衬衫，戴一顶旧鸭舌帽，瘦削的脸晒得黝黑，胡子好久没有刮了，两只蓝眼睛深深地凹陷进去，一看就知道，他是个老矿工。 十二年前，他参加边疆区领导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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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时候，就放下了镐头，可是现在他的样子，仍然像刚从矿井里上来的一样。 这从他的举止言谈上，从他讲话的用词上，都可以看得出来。切尔诺科佐夫是边疆区党委常委和政府委员。 他腿上得了坏疽，这个病折磨着他，不断消耗他的体力。 他恨透了这条病腿，因为它强迫他躺在床上已经快半年了。坐在他对面，抽着烟沉思的是亚历山德拉。 阿列克谢耶夫娜。 日吉廖娃。她今年三十七岁，入党却已有十九年了。在彼得堡做地下工作的时候，大家都管她叫“金工姑娘小舒拉”。
差不多还是孩子的时候，她就尝到了西伯利亚流放的滋味。坐在桌旁的第三个人是潘科夫。 他低着那像古代雕像一样美丽的头，正在读一本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