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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有力量，比过去深沉多了。
保尔独自到了车站。他劝母亲留在家里，免得她在送别的时候又伤心流泪。人们争先恐后地挤进了车厢。 保尔占了一个上铺，他坐在上面，看着下面过道上吵嚷的激动的人群。还是和以前一样，人们拖上来很多口袋，拼命往座位底下塞。列车开动之后，大家才静下来，并且照老习惯办事，狼吞虎咽地吃起东西来。保尔很快就睡着了。
保尔要去的第一所房子，坐落在市中心，在克列夏季克大街。他慢慢蹬着台阶走上天桥。周围的一切都是熟悉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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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也没有变。 他在天桥上走着，一只手轻轻地抚摩着光滑的栏杆。 快要往下走的时候，他停住了脚步——天桥上一个人也没有。 在深不可测的高空，展现出宏伟壮观的夜景，令人看得入迷。 黑暗给地平线盖上了墨色的天鹅绒，无数星星在燃烧，恰似磷火闪闪发光。下面，在天地隐约相接的地方，是万家灯火，夜色中露出一座城市……
有几个人迎着保尔走上桥来。 他们激烈地争论着，打破了黑夜的寂静。 保尔不再去看城市的灯火，开始走下桥去。保尔到了克列夏季克大街军区特勤部，传达室值班的警卫队长告诉他，朱赫来早就不在本市了。他提出许多问题来盘问保尔，直到弄清楚这个年轻人确实是朱赫来的熟人，才告诉他，朱赫来两个月以前调到塔什干去了，在土耳其斯坦前线工作。 保尔非常失望，他甚至没有再详细打听，就默默地转身走了出来。疲倦突然向他袭来，他只好在门口的台阶上坐一会儿。一辆电车开过去，街上充满了轰隆轰隆的声音。 人行道上是不尽的人流。 多么热闹的城市啊：一会儿是妇女们幸福的欢笑声，一会儿是男人们低沉的交谈声，一会儿是年轻人高亢的说笑声，一会儿是老年人沙哑的咳嗽声。人来人往，川流不息，脚步都是那样匆忙。 电车上灯火通明，汽车前灯射出耀眼的光芒，隔壁电影院的广告周围，电灯照耀得如同一片火光。 到处是人，整条街上都是不绝的人声。 这就是大城市的夜晚。大街上的喧嚷和繁忙多少减轻了他因为朱赫来的离去而产生的惆怅。 但是，上哪里去呢？往回走，到索洛缅卡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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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倒有不少朋友，就是太远了。 离这里不远是大学环路，那里的一所房子自然而然地浮现在眼前。 他现在当然应该到那里去。 本来嘛，除了朱赫来之外，他首先想看望的同志不就是丽达吗？
到了那里，他还可以在阿基姆房间里过夜。他远远地就看到了楼角窗户上的灯光。 他尽力使自己不要激动，拉开了那扇柞木大门。 他上了楼梯，在门外站了几秒钟，听到丽达房间里有人谈话，还有人在弹吉他。“嗬！这么说，连吉他也让弹了？规矩放松了。”保尔心里想，一面用拳头轻轻地敲了敲门。 他感到心情激动，赶忙咬紧了嘴唇。开门的是一个不认识的青年女子，两鬓垂着鬈发。 她上下打量着保尔，问：“您找谁？”
她没有关门，保尔扫了一眼房内陌生的陈设，就什么都明白了，不过他还是问了一句：“我找乌斯季诺维奇，她在吗？”
“她不在这儿了，一月份就到哈尔科夫去了，听说又从哈尔科夫到了莫斯科。”
“那么，阿基姆同志还住在这儿吧？他也搬走了吗？”
“阿基姆同志也搬走了。 他现在是敖德萨省团委书记。”
保尔无可奈何，只好转身走了。 回到这个城市的喜悦心情已经暗淡了。现在要认真考虑一下在哪里过夜的问题了。“照这样一家家找下去，走断了腿也找不到一个人。”保尔克制着内心的苦恼，闷闷不乐地咕哝着。 不过，他还是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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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再碰碰运气——找潘克拉托夫去。 他就住在码头附近，找他总比到索洛缅卡近得多。保尔已经走得精疲力竭，总算到了潘克拉托夫家门口。他敲了敲曾经油成红褐色的门，暗暗下了决心：“要是他也不在，我就不再跑了，干脆钻到小船底下睡一宿。”
一个老太太开了门，她头上扎着一块朴素的头巾，这是潘克拉托夫的母亲。“大娘，伊格纳特在家吗？”
“他刚回来，您找他吗？”
她没有认出保尔，回头喊道：“伊格纳特，有人找你！”
保尔跟她走进房里，把口袋放在地上。 潘克拉托夫一面嚼着面包，一面从桌子旁边转过身来，对客人说：“既然是找我，你就坐下谈吧，我得先把这碗汤灌下去。从大清早到现在，只喝了点白开水。”潘克拉托夫拿起了一把大木勺。保尔在他旁边的一张破椅子上坐下来，摘下帽子，习惯地用帽子揩了揩前额，心想：“难道我变得这么厉害，连伊格纳特都认不出我来了？”
潘克拉托夫喝了两勺汤，没有听到客人说话，又转过头来，说：“说吧，你有什么事？”
他拿着一块面包，正往嘴里送，突然手在半路上停了下来。 他一下愣住了，眨着眼睛说：“啊！……等一等……呸！你真会胡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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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看见潘克拉托夫紧张得满脸通红，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是你，保尔！我们还以为你死了呢！……等一等，你到底是谁？”
潘克拉托夫的母亲和姐姐听到他的喊声，从隔壁房间跑了过来。 他们三个人一起，终于认出了站在他们面前的确实是保尔。家里人早都睡了，潘克拉托夫还在给保尔讲四个月来发生的各种事情。“扎尔基、杜巴瓦和什科连科去年冬天就到哈尔科夫去了。 这三个家伙不是去干别的，而是上了共产主义大学。 扎尔基和杜巴瓦进的是预科，什科连科上一年级。 我们一共十五个人参加考试。 我是心血来潮，也跟着报了名。 心想，肚子里净是稀汤，也得装点干货进去。 哪知道，考试委员会却把我推上了沙滩，让我搁浅了。”
潘克拉托夫气呼呼地哼了一声，又接着说：“开头事情倒挺顺当。 一切条件我都合格，党证有，团龄也够，经历和出身更不成问题，鸡蛋里挑不出骨头来。 但是一到政治考试，我就倒霉了。”我让考试委员会的一个同志给卡住了。他问了我这么一个小问题：‘请您说说，潘克拉托夫同志，您对哲学有什么认识？
‘你知道，我对哲学是一窍不通。 可是我马上想起来，我们那儿有过一个装卸工，上过中学，是个流浪汉。 他当装卸工是为了做做样子。 有一回，他对我们说：从前，天晓得是什么时候，在希腊有那么一些自以为了不起的学者，人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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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他们叫哲学家，其中有那么一个宝贝，名字我记不清了，好像叫伊杰奥根①，他一辈子都住在木桶里，还有一些别的怪毛病……他们当中最有能耐的一个，能够用四十种方法证明黑的就是白的，白的就是黑的。 一句话，他们都是些胡说八道的家伙。 你瞧，我一下子想起了那个中学生讲的故事，心想：‘这位考试大员竟想从右翼包抄我。’他狡猾地看着我。 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放了一炮。 我说：‘哲学就是空口说白话，故弄玄虚。同志们，我才不想学这种胡说八道的玩意儿呢。更说党史嘛，我可满心喜欢学。’他们一听，就刨根问底，让我讲讲我的这些新见解是从哪儿来的。 我把中学生的话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考试委员们全都哈哈大笑起来。 我气坏了。‘怎么着，你们把我当傻瓜吗？
‘说完，我抓起帽子就回家了。“后来，我在省委碰到了那位考试委员，他跟我谈了三个多钟头。 原来，是那个中学生胡说八道。 哲学其实是一门很不简单的大学问。”杜巴瓦和扎尔基都考上了。 当然，杜巴瓦念过不少书，可扎尔基并不比我强多少。不用说，这是他的勋章起了作用。一句话，我落了一场空。 后来。 叫我在码头上抓业务，代理货运主任。我以前总是为了青年的事跟那些头头们发生冲突。现在我自己也管起生产来了。 有时候，要是有人偷懒或者马虎大意，我就同时以主任和共青团书记的身份对付他。 对不起，他什么也别想瞒过我。 好了，我自己的事，以后再谈吧。还有什么新闻没跟你说呢？阿基姆的情况你已经知道了。 团
①这里是指第奥根（约公元前４０４—前３２３年）
，古希腊哲学家。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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