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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寻求的，只是为了摆脱毒瘾发作的痛苦。我陷入恶性循环之中，痛苦、解脱、后
悔、再痛苦、再解脱、再后悔……永远没有穷尽！这白色的粉末，这可恶的魔鬼，
我知道，要战胜它，只有去死！你说我已经戒了，是的，戒了。进来前，我自己也
戒过两次，可是，没有多久，我又吸，剂量更大。我知道，如果出去，还会再吸的，
我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没有人有我这样大的痛苦，我只能永远留在这里了。
不要问我怎么得到这个东西，我不能说得更多了。我现在唯一的希望是不要让
父亲知道。可是，我实在实在很想他，想扑在他怀里大哭一场。如果，如果你能帮
我忙，帮我带封信给他，我会感激不尽。这封信，我已经写了整整三个月了！
我的女儿已经死了……
我带着方小垭的信和一个在医药公司买的日本制造的数字显示式血压计，那是
方小垭托我买的，来到他父亲家里。信封是蓝白相间的航空信封，上面写着：新加
坡方小垭托。
要扮演这个角色是困难的。我必须撒谎，把一个悲剧当喜剧来描述。为了增加
模糊性，我编造出一个做生意的朋友。我必须告诉方小垭的父亲，我的这个朋友在
新加坡巧遇方小垭。她在海边沙滩上晒太阳，皮肤黑里透红，看上去气色很好。她
还有几笔生意要谈，在那儿要多待些时间，带回一封信和这个血压计，希望父亲不
要牵挂，保重身体。
我奇怪方小垭很少提她的丈夫，我无法对她的婚姻做出评判。很显然她对我说
的那番话有很多保留。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她日夜思念的是她父亲而不是丈夫。
她的父亲太多灾多难了！一个解放战争时期的老干部，为一句对领导干部的批评被
打成右派，前妻离他而去，他在农村改造20个春秋。好不容易得到方小垭母亲的爱，
两人一起度过那些清苦的充满屈辱的日子。文革结束后回到城里，当上农机局副局
长，没几年，就到了离休年龄。两位老人恩恩爱爱度着余生。不想，突然之间，相
依为命的人永远离他而去，他子然一身！对这样一个老人，怎能忍心再给他增加新
的痛苦。
在市中心一幢老式公寓的3楼，我按响门铃，门开了。一位清瘦的老人站在我的
面前，一头稀疏的白发，一张饱经风霜的脸，慈祥中透出威严。
我说明来意。我掏出方小垭的信和礼物，小心翼翼地递上。
他接过信，拆开，很快读了一遍。把信往茶几上一放，抬起头，看着我，一句
话也不说，点燃了一支烟。
我感到心虚。我和他套近乎，我说：“方伯伯，不知你是否记得，我母亲叫陈
佩珍，是咪咪妈妈的老同事。”
“陈老师？”他的脸色温和起来，“知道，她来过我家好几次，她好吗？”他
起身给我泡茶，问道：“怎么，你知道小垭的小名？”
我说：“是的，那天我代表母亲参加伯母的追悼会，看见她哭昏在母亲的遗体
旁，有人告诉我，这是你们唯一的女儿，叫咪咪。”
老人扬了扬眉毛，那眉毛是白的，微微颤抖。
我连忙改换话题，向他转告我母亲对他的问候，向他介绍我目前的工作，最后
又转到方小垭身上，我说：“伯父，真看不出，你们的咪咪能做生意，听我朋友说，
她的生意做得挺大的！”
“哦，是吗？”方小垭父亲把茶端到我面前，直视着我。
“她信上没说？”我躲开他的目光。
“说得不清楚，不知道我能不能见见你的那个朋友，当面和他谈谈？”他重新
坐下来，问道。
我连忙说：“我的这个朋友，整天满世界飞，他到上海把信和东西丢给我，又
飞北京了。你要是有信，我可以托他再带，他不久又要去新加坡了。”我急于得到
一封方小垭父亲的回信，以宽慰方小垭的心。这样我可以借机和她继续谈下去，我
的调查还刚刚开始。
“信嘛，我可以自己寄，不用麻烦他了。只是，信上为什么没有地址？”
我用早就准备好的话回答说：“大概咪咪的住址经常变，所以没留地址。”
“那么，你的朋友又怎么能找得到他呢？”他的目光直逼过来。
“他们……生意圈的人，总有办法打听到吧！”我又一次把目光躲开，我能理
解一个父亲想知道女儿情况的急切心情。
“恐怕，在新加坡，是打听不到方小垭的吧？”这回，他逮住我的目光不放。
“你……我不明白方伯伯的意思。”我又惊奇又困惑，愣愣地看着他。
“你会明白的。”他站起来，从电视柜里拿出一卷磁带，塞进录像机，“我想
请你看段录像。”说着，他打开电视机。
我满是狐疑地注视着屏幕。这是一则新闻透视。世界戒毒日那天，电视台在市
戒毒所拍的一组镜头。我的心咯噎一下，提到喉咙口，难道这里有方小垭？不，不
会的，即使有，电视台也会作技术处理。
新闻不长，有3、5分钟的样子。除了张医生，没有我认识的人。放完后，我松
了口气，里面根本没有方小垭。可是，方小垭的父亲为什么要把这个新闻录下来，
而且还要给我看呢？
“你，或者你的所谓朋友，是从戒毒所出来的吧？”他一边倒带子，一边问。
“不不，”我一口否认，“我从来就不知道这个地方……”
倒完带子，他又放一遍。“你仔细看看。”他说。
戒毒对象们正在上课，张医生在黑板上写着什么。镜头转向下面，穿着相同衣
服的戒毒对象一个个闪过。他突然在一个长发披肩的人身上定格，那个女子把头深
深地埋在臂弯里，像是故意不让摄影机对着她。摄影师偏偏把这个镜头放大，放大，
最后成了一个少女似乎在追悔的大特写。
“你看看，她像谁？”他指着她问。
我摇摇头，愣愣地看着他。老实说，凭这模糊的身影，不可能确定她是谁。
“再看看！”他盯着我，好像做测谎试验。——
我还是摇摇头。
“她就是我那不争气的女儿！”他用发抖的手指点着屏幕，“你以为你和她合
伙来骗我，就能骗得过去？！”
“方伯伯，你是不是搞错了？”我虽然有点慌，还想负隅顽抗，“你是不是有
点疑神疑鬼？”
“他是我的女儿，要是我认不出，谁能认得出？”他痛心地说，“你看，这是
什么？”他指着她右手腕一颗模模糊糊的黑痣，“这是一颗天生的痣，跟着她长大。
后来，她嫌难看，动了不少脑筋要弄掉它，始终去不掉。”
原来如此！在抖动的屏幕上，有谁会注意到这样一块模糊的黑痣？除了熟悉她，
了解她的亲人，没有人会对此发生疑问。可怜天下父母心呵！
我无言以对，低下了头。
沉默，可怕的沉默。
我抬起头，想请求这个可怜的老人原谅，想给他说几句安慰的话。可是我说不
出来。我看见他一动不动坐在沙发里，铁青着脸，像一座雕塑。
我站起来，关掉电视和录像机。我轻轻走过去，坐在他身旁。我说：“对不起，
方伯伯，我不是存心的，我把我知道的全都说出来。在告诉你之前，我想问你，为
什么你认定电视上那个手腕上有痣的人不是别人，就是方小垭？难道在这之前，你
已经觉察到了什么？”
他渐渐缓过神来，说了郁积在心中多时的一番话。
我当然不会无缘无故怀疑自己的女儿。我太了解她了。如果说，在你来之前，
我还存有万分之一的希望，希望那个手腕上有黑病的女孩子不是我的女儿，那么，
刚才，这尽存的一点希望也破灭了！
你不知道，我和她妈妈是在怎样的情况下结婚的。我们的日子里充满艰辛和屈
辱。她生咪咪的那天，还在地里劳动，肚子痛得在山拗里打滚。我们取名小垭，垭
是两座山之间狭窄的地方，咪咪就生在那样的地方。生她不易，我们格外疼她。小
垭从小跟我们受了许多委屈。一个右派的女儿，没有和人家吵架的权利。一吵架，
镇上的孩子们就喊：“右派、右派，还想耍赖，老实交代，好好劳改！”她总是哭
着跑回家，问我们为什么要当右派。后来好不容易右派改正，回到城里，我们俩省
吃俭用，给她创造了最好的条件，想弥补她受过的那些伤害。这样，我们反而害了
她。她越来越娇气，怕苦怕累，好吃懒做。好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