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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的一个黄昏，毛毛背着书包突然出现在爸爸的办公室，传达室的大爷领着她来的。
“爸！”毛毛叫道。
“你怎么来了？”
“我放学了。”
毛毛在古城第二小学上学，离古城中学有一站地。现在她站在爸爸的办公室里说：“爸，我想看孔雀石。”
王能智没想到孩子还关心着那些石头，就带她去看。毛毛在那玻璃柜前看得非常认真，“爸，你给我讲讲这些石头呀！”王能智很高兴，孩子的兴趣显然已远远地超过了糖果。
探究的世界石景山顶的古井
再说王能智的班上，地理教学的进展令同学们都感到惊奇，一学期的课，半学期就学完了。王老师发动大家去找来上届学生的课本，提前进入。谁经历过这样的事呢？去借书，跟人家说，人家都不信。同学们心中美滋滋地涌动着一种东西，叫自豪。
下学期的课本也很快学完了，还学什么？
王能智发现：探究性学习必然导致学生的目光和兴趣越出书本。于是他引入校外实践活动。
比如提出一个问题，石景山到底是山还是丘？
王能智说：“我看是个孤丘。”
李丽是个女孩，叫起来：“不对吧！”
可是，究竟是，还是不是？李丽与4个同学决心去测量石景山的高度，因为只要能测出它的绝对高度大于500米，在地貌学上就不能把石景山判为丘陵。
这一代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被功课捆在教室里，现在上地理课不必死抱课本，可以按自己的选题到野外去透透气，他们的身心都像小鸟那样飞翔起来……“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就在我们的心窝里……”他们唱着歌飞向大自然。
但是，初一学生毕竟知识有限，站在石景山下，要测量它的高度，石景山绝对是个庞然大物！从哪儿下手？想了各种办法，最后学会了用经纬仪，测出石景山超过了500米，他们就飞回来了。
“王老师，您错了，石景山是山，不是丘！”
王能智笑了，自己错了没关系，学生们对了，你看他们多快乐！
学生们还带回来一个问题：“我们爬到了山顶上，发现山顶有一口井，用50米的皮尺缒着石块去量，到不了底。从岩层看，那是岩石构成的山，在岩石上凿那么深的井，怎么凿，谁凿的？”
这是一个挺大的谜。
王能智跟学生去看了，果然有一口深井。
“哎，快来看，这儿有建筑的遗迹！”有同学叫起来。
“再找，看看还有什么。”
又在杂树丛中找到几块残破的碑石，拼对起来。应该拍照下来！可是没有照相机。
“我回去拿！”一个男孩自告奋勇。
“别。”李丽说，“再来，天就黑了，下次吧！”
学生们自己有主见，王能智很高兴。
等不到下一节地理课，学生们星期六下午就去把碑石拍照回来了。拿到文物部门去请教，鉴定为碑和井都是明代的，山顶曾经有个寺庙，井是和尚打的。文史资料也说，石景山早先叫“石经山”。那“经”是指佛经。
“可是，那井到底有多深？”这个谜仍然紧紧地抓住同学们。有什么办法测量吗？王能智说，可以测算。
怎么测？
用物体的自由落体回声原理去测算。
这是啥时候的课呀？
高一的《物理》。
那我们怎么会呢？
向物理老师请教呀！
我们能行吗？
试试！
他们学会了，测出井深是146米。他们惊讶不已，至今也不明白，那些明代的和尚是怎么凿出这口井的。
这件事情还可以引起以下思索：在卷子上解答本年级的数学、物理问题，为什么还常常出错，而用高年级的物理知识去解决一个“深不见底”的井深问题，怎么竟不是那么难呢？你是否发现，在卷子上，其实有出题老师故意设下的陷阱，而在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人们并不会考虑走那些弯路，只会考虑用怎样简便而又可靠的方法去达到目的。
他们写了一篇文章《石景山上的古井》，报纸登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也播了。这组同学像中国女排运动员那样把手叠在一起，说：“太幸福了！”
探究的世界不管多调皮的孩子心都是向上的
去证明石景山到底是山还是丘，这只是一个小组的活动。一天，有个男孩说：“王老师，我一人一个组行吗？”
男孩叫郑保国，功课不好，好打架，人说他“个子大，拳头硬”。王能智明白了，其他同学不大乐意与他组合。
“好吧。你打算选什么题目？”
“我就画对面街道的平面图。”
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那是一片将要拆迁的街道，歪七斜八。王能智想，你怎么这么不会选地方呢？如此没有规则的建筑是最难画的。
“你打算画多大面积？”
“我把那一片都画出来。”
“好吧，比例尺、方位、美观，我都不要求。你只要把轮廓勾画出来，就是满分。”王能智说，我当时并不是降低要求，要画出那一片非常复杂的建筑的平面图，班上学习最好的学生也很难。
郑保国果真画出来了，一米见方。
当然不能用“精确”去评价，但一眼看去，像那么回事，也比较美观，大大超出王能智预料。他看到有一个院落没有画出门的方位，就指出：“你这里漏画了个门。”
“王老师，那儿就是没有门的。”
“你画的这张图很不错，怎么都该得满分，我不会说了不算数，但你这里漏了一笔，别不承认。”
“王老师，那就是没有门的。”郑保国再次说。
“怎么可能一个四面都有墙的院落没有门呢？”
“真的，我带您去看！”
王能智仍然觉得郑保国不诚实，感到有必要去看看，才好进一步对他说，有一点疏漏不是错误，不承认那就是个缺陷了。
王能智跟在郑保国后头去了现场。到那里，他自己困惑了。他看到这个院落四面都有墙，可就是没有门，那这院子盖起来是干什么的呢？
“你怎么进去的？”王能智问，因为他看到学生在图上还画出院落里面有树。
“我爬进去的。”郑保国说着蹲下来，“王老师，您踩在我背上，爬上去看看。”
“别，那里有一棵树。”王能智走几步，攀着一棵树爬上去，看到果然是个死院，院子里只有破砖头和树。
风徐徐吹来，师生二人站在墙头上。王能智问：“你那图怎么画的？”
郑保国说：“草图我就是骑在墙上画的。在那边的一道墙上，我爬了一百多米。”
站在那高高的破墙上，望着这一片将要拆迁的荒寂零乱景象，王能智心里非常感动。他知道郑保国成绩不好，在班上受歧视，自己作为老师是有责任的。可这个学生为了改变自己的形象，不惜代价如此投入，我不仅要给他满分，还要在班上充分赞扬他。
那以后，郑保国的其他课也大有进步。王能智再一次体会到，学生们非常需要有成功的体验，自信心就在那里萌发。不久，北京市电教馆来拍这个班的电教片，班主任林亚棠老师说，无论如何，也要让郑保国在电视上说几句话。
这个电教片曾经发行到北京市的许多学校，还交流到外省市。在片子里，郑保国就举着那张图说：“我的图画得不美观也不大方，我对我们班的贡献也不大，就用这张图表达心意吧！”
王能智在心中深深铭刻下了一句话：“永远都要记住，不管多么调皮的孩子，心都是向上的。”
班上还有个叫顾刚的男孩，上课不守课堂纪律，成绩不好，但人机灵、个性强。一次听王能智讲到“北京有没有冰川是一个重大的争论”，顾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此后，他自己去涉猎有关知识，并影响了一个小组都对此感兴趣，他又让王老师带他们去隆恩寺周围的山上考察。谁也没有想到，最后，顾刚与另一位同学竟发现了新的“漂砾和擦痕”，写出了报告。我国这一领域的专家马盛云教授因此前去考察，认为这两位学生发现的“就是！”
这可不是发现了一口井。两个初一学生在北京发现新的“漂砾和擦痕”，回答北京历史岁月中到底有没有冰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