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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和那些兄弟姐妹一道大笑。那个孩子，埃内斯多，他独自在念《传道书》。他不知道怎样才能拯救维特里…拉…塞纳2的那个家庭。他是那么爱这个家庭。他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样抛弃一切、离开、自杀。不要爱母亲，爱父亲，爱兄弟姐妹，爱那本被烧毁的书和那棵巨大的树。他如此孤独，让人落泪。
我们去维特里，我们去看那棵树。
在一个月当中，我们天天去维特里。我们看着那棵树。我们来到塞纳河边。您下了汽车，说：“这条河，世界上所有的河，人们横渡河流，这些，我永远都看不够。”
您靠在栏杆上。
您什么话都没说。您望着眼前的景象。
这条河流。河流那边是什么？
我们回到圣伯努瓦路，继续写作。电影也要拍了，片名叫做《孩子们》，书几个月后将由P。O。L出版社出版。书名叫做《夏雨》。那是1990年初的事。
现在是1996年1月。您没有忘记埃内斯多，没有忘记那本被烧毁的书，那本翻开的书。怎么能忘记呢？这是不可能的，哪怕没有读过它，它也在那儿。我们在心里记着它。
我说：“那是我们的心。”
文字的真实（5）
这是《全在这里了》中的句子。必须消失的书。您重新创造着《传道书》中的文字。这时，几乎一切都耗尽了，已经奄奄一息了。您这样向我口述道：“最后的时刻来到了，一劳永逸。虚荣中的虚荣。水汽中的水汽。”您这样说着，好像您已经不在人世，不再和我在一起。您说：“这是谁写的？谁写了这些文字？”我打着字，不，我用手写下了《传道书》的这个新版本。您不知道您正在写这些文字，几乎不知道。然而，您像以往写作时一样写着这些文字。差点死，似乎差点丢命。命多大呀！您说着《传道书》中的这些话，检查，修改。当着我的面独自修改。时间很短。只持续几分钟。您精疲力竭，疲惫不堪。我第一次听到这句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话：“您无法想象我累到了什么程度。”
累得再也无事可干。等待1996年3月3日的那个星期天，早上八点左右。
您说：“我可能今天晚上就要死。”我说不，我们要结束这本书。您还要写。您又向我口述了几个句子，然后，结束了。您说：“结束了。杜拉斯，完了。我再也不写了。”
几天以后，真的结束了。您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拿这具死去的身躯怎么办？不再看它，尽快把它安放在蒙帕纳斯公墓的那个洞穴中。没有任何东西可看了。完了，然而，并没有完，还在继续呢！名字还在。书名还在。也许还有更多。谁知道呢？也许您并没有死；也许别的手在抚摸着您，比如说抚摸着您的脸；也许还有一种我们根本无法想象的时间；也许根本就没有。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根本无法想象。我为您的去世感到惋惜，有时，我在晚上往圣伯努瓦路的寓所里打电话。电话在空响。我又开始重拨，相信您也许会说：“谁呀？来吧，我等您！”是的，有的晚上，我就做这些事，我变蠢了，变疯了，没有忧伤，没有哀愁。由于没有真正弄明白，没能确实证明您还活着，我疯了。于是我胡来。
我什么都不干。我在等待。我什么都不想。不想您。怎么可能想不能想的东西呢？就是这种想念使得我们匮乏和贫穷，并且与她更加接近。一起生活。
然而，我还活着。我在给您写信。我在写信，写书。不是文学，才不是文学呢！仅仅是和您在一起，仅仅是活着。您完全不在了，我对此一无所知。什么都不坚持，除了思念。想您。想所有死去的人。想我认识和不认识的人；想我在蒙帕纳斯公墓见到的所有名字；想您的名字，您的一生；想别的名字，想日期，出生日期和死亡日期。
想所有活着的人。
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怎么爱？怎么写？怎么看？怎么喊？怎么听舒伯特的音乐、重新学习一切、像以往一样相爱？爱您胜过爱世上的一切，胜过一切。但这是大家都能遇到的事，别以为有什么特别的故事。我们的故事也不特别。
告诉我，谁是那个弗莱德里克？您给他写了那么多信。
那是一个写作的人。一个没有自杀的人。他像疯子一样写作。他知道一切，却又不愿知道。他疯了。发疯地爱上了上帝。他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对我怎么办。他不想见我。他爱我。他说：“住口！”他不知道怎么办。而我还活着。我在等待。您明白吗？
我明白。算了！什么都别干了。现在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还活着。虽然跟您分开了，但我想您。您看，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我甚至不知道这怎么可能。但事实上就是这样。我看见您了。您踯躅在小酒店里，您又开始闹事，您随便给人写信，见人就拥抱，别人对您笑一笑您就献花。您活着，不知道拿自己怎么办，拿您的身躯怎么办，拿您的灵魂怎么办。
弗莱德里克爱您。您说说，您将把他变成什么样子？我也在其中，我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要把你们两个人都留下来。我把自己关在多菲内街的那个房间里，我把你们留了下来。您，还有他。好了，我不离开你们了。我要全世界。除了世上的一切，还有那场爱情。为了您，不，为了您身上的东西。您身上的什么东西？他身上的什么东西？爱什么？爱谁？
您知道除了我什么都没有。您经常回来。您没法不这样做。
弗莱德里克，这不仅仅是一个爱情故事。不，那是另一回事。
那是怎么回事？
什么事都没有。
来吧！我们去凡尔赛宫，去王家花园，我很想去那个您如此喜爱的花园。看看漂亮的松树，它们高耸入云。我非常喜欢这些意大利松。是的，来吧！把别的都忘了，和我一起去看看那个花园，那些道路。它们简朴而对称，应有尽有，完美得有点枉然。这完美的花园前途无量，那里的一切都是真的，树木、花朵、鸟、人，什么都有。您和我，我们就在其中。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把弗莱德里克带走。我很想认识他，也许您说的是真的，他爱您。这并不是不可能。为什么不？来吧！我们不能再等了。我们带巴尔塔扎尔一起走。没有理由把他扔下。
13
1999年3月，我去了日本。法日学院邀请我。这是我第一次去日本，我第一次旅行得这么远，这么长时间，飞了十二个小时。这是我第一次没有您陪伴独自去国外。这是我第一次应邀出外旅行，请的是我本人。他们在那里放映《大西洋人》。我没有看这部电影。我不能看。既不能听到您的声音，也不能见到您的脸。您在影片中讲述着我的故事。我的脸轮廓是黑的。您喊叫着我，叫我的名字。我独自坐在特鲁维尔黑岩公寓大厅的那张扶手椅上，让您拍摄，不，我不能看这部电影。
灯重新亮了。放映厅里座无虚席。我走到台上，站在麦克风前。人们提了问题后，我便开始讲述。讲这部电影，讲杜拉斯，讲那个叫杜拉斯的女人。“这个名字全球皆知，”您笑着说，“可以说整个宇宙都知道。”您接着又补充说。是的，差不多二十年来我第一次这样讲话。
我独自面对着这个座无虚席的大厅。我并不感到害怕。我说着。
您说了些什么？
我说：《大西洋人》第一次放映是在1982年，在蒙特利尔，当时正在举办电影节。电影拷贝就是我放在手提箱里带去的。我很自豪，但过海关时我害怕被没收，因为没有官方的许可。我去纽约与您会合，不带影片，这岂不是太扫兴了？幸亏，手提箱没有检查。
我在纽约第五大街中心公园前文化专员的家里找到了您。您说：“来看看这个公园。看！”
我们喝着酒。他们想给我开一个房间。您说：“你们以为没有我他能睡得着吗？没必要给他开房间。”
当时大家都默不作声。
第二天，我们坐巴士，一直来到海边。我们乘渡船。来到一个小岛上。您说：“看啊，扬，看这海，看这条河。”接着，您又说：“在这里，应该吃奶酪蛋糕。这里的奶酪蛋糕全世界最棒。”我们早上和晚上都吃奶酪蛋糕。我们喝白酒，看摩天大楼。我们登上了纽约最高的建筑，我不知道是多少层。我们看着纽约。您说：“我害怕，这些东西都不结实，一切都有可能倒塌，要是倒塌了，我们会怎么样？来，我们出去吧。我再也不能呆下去了。”
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