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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据说舒婷就住在我们学校附近的福建文联。舒婷在当时文学青年心目中的地位，有如当今歌迷眼里的F4。所以我常在盘算如何把她诓过来搞一次讲座。计划正待实施，却听一个家住文联的朋友说，舒婷的模样整一个工人阶级，酷爱搓麻，而且一搓麻满嘴都是有违五讲四美的发音。我一听，万念俱灰，歹念瞬间云散。
其实真正让我万念俱灰的是十年前的10月8日。那天，一个叫顾城的人在新西兰奥克兰岛用斧头劈死了他的老婆谢烨，然后自缢。据说起因是他老婆给他戴了顶绿帽，勾上了一个德国的气功师。德国人和中国人抢老婆，居然是靠中国的国粹气功，这委实是一大国耻。我估摸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气功师一边念念有词，唱着德国版的十八摸，一边伸出魔爪上下其手，谢烨抵抗不住，终于委身。
这本是一件普通的风化案，但偏偏这个叫顾城的人是写诗的，而且此前不少诗人纷纷自杀，比如海子、戈麦、蝌蚪等等，所以许多人都说诗人全是疯子，要防火防盗防诗人，搞得我很有思想压力。虽然我在家里不是独子，我疯了还有我哥，但住在精神病院会很有压力的，不仅伙食不好，据说还要挨电棒，所以还是不疯为好。
1993年10月，我写了一首诗悼念顾城，然后，封笔。
看到伊沙的访谈，想起诗歌，想起顾城的十年忌日近了。那时他的死，对我的震撼是多么大，但现在每个人的生或死，在我眼里都只是一只蝼蚁的来去。我冷漠了，或者说，我老去了。
回想起来，不写诗已有十年。我依旧倚靠着写诗时培养的语感和触觉码字、挣钱。在功利的年代，我摇着船橹向黄金海岸叛逃，渐行渐远。而诗歌仅仅是一座曾容留我的城堡，它那长满青苔的石阶躺在空旷的年月里，独自寂寞。
黄埔的逝水
当阿村这鸟人的催稿电话响起来的时候，我正玉树临风地站在渡轮上，江风像泥鳅般游过我额间的沟壑，实在倜傥得不行。事实上，已经有两个村姑开始冲我眨眼了，她们有可能在酝酿电波，也可能是患了砂眼——这种病的病因是液体分泌不够，干涩，因此有痛感。我的目光愈来愈忧郁，她们的眼睛眨得愈来愈快，但就在这时我的裤裆边忽然铃声大作。一段因缘还在前戏中就被天杀的阿村扼死了。
那天我去的是长洲岛，如果你恰好也去了，就会看到有个家伙在烈日炎炎下攀扶着高射炮搔首弄姿。当然我不是去打炮的，你不要把我想象得那么俗。我去长洲是因为长洲有黄埔军校。
岛上有兵器。不是冷兵器，是驱逐舰、扫雷艇、潜艇、轰炸机、战斗机、坦克和火炮。伸头闻闻炮管，有硫磺的味道，可见不是像明思克航母那样拿模型来蒙人。有一艘驱逐舰曾于60年代在东山群岛跟国民党舰队干过一仗，将敌军的一个少将打到海底喂鱼去了。一役过后，据说附近海域的鲨鱼都日夜兼程往东山赶，那盛况，着实叫人神往。
我懒洋洋躺在轰炸机的机翼上，看着操场上军训的小学员们，忽然想起孙中山当年把校址选在这里真是明智。八十年前的广州虽然还没有这么繁华，我居住的杨箕估计也就一农田，但是，无烟工业是肯定有的，兵哥哥们走在街上，只怕要被娇嫩得一掐出水的西关小姐邀请去抽一袋烟土。思想工作是很艰巨的，教官们养上百条狼狗恐怕都不够。于是国父一拍脑袋，设址长洲。我估摸了一下，从校门游到对岸，考虑到水流的速度，少说得游上三公里。一般来说，你纵然能游到对岸，估计也办不成什么事了，你又不是比昂迪或者索普。
国父的经验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前些年在海埂，很多球员一到晚上就爬墙去市区普降甘霖，所以不妨把他们空投到南沙的一个孤岛上，洗涤一下肉体和心灵，为了防止他们生活枯燥，也可以每人发一把小木剑，闲得慌就去海边像杨过一样剁剁海水，没准创造出一套辟邪剑法来。
黄埔军校那群猛男没练辟邪剑法，他们北伐去了，将星如云，把敌人打得哼哼哈哈。北伐是一个让人怦然心动的词汇，前些天，我们的报纸也开始北伐了，几个兄弟在离别宴上喝酒，咕噜咕噜的，从前我们的报纸有个口号叫“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江湖是什么？江湖是拿来快意的。
弟兄们在三万英尺的云端时，我在黄埔。波光粼粼的江水穿过码头，笔直地远去。我想起林彪或许也曾在这个码头上发过呆，这个黄埔四期的学生击溃了众多的黄埔一期，乃至教师爷陈诚。不过鲜为人知的是，林彪曾因在深夜打手枪被关过禁闭，当时他训练完后未上交枪和子弹，放在枕头下，迷迷糊糊一摸就开了枪。黄埔的禁闭室里，曾蹲着一个元帅。
傍晚，我在暮色中爬上了琶洲塔，看见落日的余晖将长洲岛涂抹得像一尊金黄的卧佛，忽然想起林彪的枯骨在温都尔汗埋了三十多年了。那些勋章，那些逝水，存在过，然后远去。今天的阳光，已无法照见昨天的功名。
陪着80年代一起老泪纵横
九月，树叶簌簌地落，这样的时令适宜悲秋，适宜像砂眼患者一样迎风流泪。所以，他准备歇斯底里地抒情。
一个不再年轻的老男人，笨拙地挤上公共汽车，从杨箕村到天河体育中心，仅仅一站。他的掌心里，有一张被汗浸湿的演唱会门票。他借着灯光看着票，上面印着一些曾经熟稔的名字，他的鼻子忽然无声地酸了一下。
他叼着烟。天河体育中心的观众很少，偶尔来的，也多数是中年人。稀稀拉拉的，像冬夜里的萤火虫。光景不好，谋食艰难，怀旧已经成为一种奢侈。他把脑袋搁在膝盖上，无聊地等。
简陋的幽蓝色灯光浮起来，在中信广场巨大的阴影投射下，舞台如此缥缈。也好，怀旧不需要华贵。老人们来了。伍思凯、潘美辰、费翔、张洪量，鱼贯而出。
有一些衰弱的声音迎接他们。当年被他们电流般的歌声击中的人，已从弱冠少年变成了臃肿而冷静的中年人，肺活量早已锐减。当年华老去，舞台上的歌者只能用老歌来温暖聆听者冻僵的记忆，像寒夜里的壁炉。
80年代。连蝉声都是若有所思的80年代。那时随便拿一首歌，都可以震住现在那些像镀金马桶的歌曲。那时的吟唱，能在二十年后依旧抨击人们的内心。
他捧着脸。潘美辰在唱《我想有个家》，这么多年，她的声音一点没变。他想起自己两年前刚到广州时，去买床准备住进出租屋里，在村里的音像摊边听到了这首歌，心里打了个寒噤。
他想起八年前自己蛰伏在乡下，时常去城里找工作，但永远碰一鼻子灰。有一次，他怏怏地坐末班车赶回乡村，太困倦，在车上昏睡过去，忽然就醒了过来，因为车里在放潘美辰的《我曾用心爱着你》。歌声像针一样把他扎醒了，他望着车窗外，夕阳正无力地向山冈上的树林坠落，暮色越过田野扑过来，他咧了咧嘴，想哭却哭不出来。
他想起十多年前自己在福州念大学，那时对岸的潘美辰、童安格、齐秦等来开演唱会，他很想去，但最低的票价也要八十元，思忖了许久，终于没能下决心花半个月饭钱去享受耳朵。十多年的时光，像一块石头急遽地沉没在海底，他终于看见潘美辰在三百米外挥舞着双手，如同招魂的巫师。青春能招回么？他抖抖索索地弹了弹烟灰。
潘美辰走了。姜育恒来了。这个曾经清癯忧愁的韩国华侨，如今一张胖脸油光可鉴。他想起1987年全运会开幕前，有记者采访当时的跳水皇后高敏，问她喜欢听什么歌，高敏说最喜欢姜育恒的《跟往事干杯》。那是他第一次在报纸上看到姜育恒这个名字。十六年了，物是人非，那一年的全运会开幕式，就在眼前的天河体育中心上演。
姜育恒在唱《再回首》。无数观众在唱《再回首》。他也唱，他想起十多年前自己曾在学校凭这首歌拿过卡拉OK比赛的奖。可是，仅仅唱了几句他就哑了——这么多年的烟酒无度已经彻底摧毁了他的嗓子。
他张着嘴，老泪纵横。
一切的从前，都焊死在时钟上了。姜育恒红极而衰，后来潦倒、酗酒，债台高筑，连女儿的学费都交不起。
过尽千帆。今夜，当那个谁在唱《十五的月亮》时，赖昌星正在加拿大蹲大牢；当谭咏麟唱《捕风的汉子》时，二十年前与他各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