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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斗争会上处理得挺冷静，也没有害怕，有人说老太太吓得直哆嗦，是绝对没有的事。王光美和她的母亲在命运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她们都是同时代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女性，她们都嫁给了一个比自己长很多岁，曾经结过婚有孩子的丈夫，而在婚后她们又都扮演了一个传统的女性角色，作为贤妻良母，相夫教子。然而她们在性格上的相似之处恐怕更为突出，那就是克制与坚强。当大难临头，男人们都不得不沉默的时候，这些平日里柔弱的女性却爆发出惊人的勇气和胆识。生活中的一些决定可能会影响我们整个一生的命运。有时候我不禁会想，如果王光美当初不是选择去延安，而是像她原先所计划的那样出国留学的话，她后半生的轨迹又将是怎样的呢？但是也许命运拒绝这样的假设，无论如何，在那场中国当代最大的悲剧当中，王光美是女主角。采访中不免要提起那段家破人亡的痛苦经历，所以我在采访前特地对她说，对不起，可能要引起您那些伤心事，而她却很快地回答我说，没关系，你问吧，我受得了。
在喧闹的北京市中心有一处宁静的院落，这里就是百灵寺。现在它的一个部分已经成为友谊博物馆，里面收藏的都是建国后历届元首出访时所收到的礼物。在馆内一个不起眼的保险柜里，保留着一条来自缅甸的红宝石项链。送礼的人是缅甸前总理奈温，他当初大概没有想到，这份美丽而善意的礼物后来竟成为受礼人羞辱与灾难的祸端。王光美：我到东南亚访问的时候，因为没有首饰什么的，外交部就到外贸部给我借了一个别针，说你起码得有个别针，还有一个就是项链。偏偏到额不里海滨游泳的时候缅甸总理来跟我们说话。说话时，手一拽，项链就散了，我一把没抓住。我就怕它丢，因为我自己知道这是借的，我得还。但奈温说没关系，他口气特大，说没事，我下海给你捞，管他掉几颗就掉几颗，没事。
杨澜：那您挨斗的时候，站在台子上，他们硬要您穿上旗袍和高跟鞋，高跟鞋是让您穿上还是挂在您的脖子上？
王光美：那个我现在说不太准了。好像是我还住中南海的时候，有辆车子开到中南海府右街西门，然后进来几个人，到我们家说要抄我们家。正好我们家有个特点，我出访的衣服因为我平常用不着就放在一个小套间里，比如衣服、鞋子什么乱七八糟的，他们好像挑了一些，在裤子上给我套上旗袍。
杨澜：在30万人面前，他们非常侮辱性地给您戴上乒乓球项链，您当时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您害怕吗？
王光美：我不害怕，因为我有准备。我听这些人坐在吉普车里吹牛，说他们从哪里调了多少人……反正我多少有点儿精神准备。我觉得少奇真的还是特冤，本来少奇是一直帮毛主席的，从我接触来看，他凡事都以党中央为重，“毛主席并党中央：”报头都是这么写的，内容都是他自己整理的，而且他送主席去医院，起草主席的报告。因为我是他的机要秘书，那些都会从我这儿过。我觉得他特尊重而且全是为主席着想，怎么后来就全都不对了呢？那时候他还是替毛主席承担很多，可是这时候，江青蹦出来，用主席的名义打击刘少奇。
杨澜：所以您心里有这个冤，所以就不服气了？
王光美：冤，我就豁出去了，只有我豁出去，我不能把少奇豁出去。恨，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应该恨谁。反正是挺为难的。因为我一看，薄一波等几个我挺尊敬的领导干部都一个一个给弄成这样。
杨澜：您还顶了造反派？
王光美：是，我还顶他们，而且我还回头看那些挂在后面的谁的像片，不是挂着江青的像片，那是挂的谁的像片……
杨澜：毛泽东的像片？
王光美：对，反正那时候我也有点儿愣劲。
杨澜：“文革”前您跟江青的私人交往也不是很多，是吧？
王光美：是不多。因为作为毛主席的夫人，我很尊敬她。她不给我打电话，我不敢给她打电话。有一次，我给她打电话，为了她上苏联治病的事吧，电话是毛主席接的，我就紧张得不得了。
杨澜：您觉得江青对您的态度中有没有嫉妒的成分呢？
王光美：我跟少奇出国是组织上批示的。她跟主席不能一块儿出去，但关键不在这儿。后来她搞样板戏，她想通过样板戏抓领导权，她对文艺界演什么戏有很多很多意见，可是她跟我说。那时候我是少奇的秘书，我接触谁特别是接触这些负责人，有什么话我都跟他讲，回来汇报，当然我们俩生活在一起，也有这条件。我跟他说了江青对演戏的意见，少奇就对我说你别管了，我就不管了。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就听卫士长说少奇约了江青谈了话，说你别跟光美谈这乱七八糟的事情，说了她几句。
杨澜：那时候恐怕也只有他敢说江青吧？
王光美：就是，也就是少奇，江青就怕少奇。少奇他是负责的态度，这里有很多人哪敢批评江青什么！
杨澜：江青自杀死了以后，您当时感觉是什么？这个人跟您有很多恩怨呢。
王光美：这个呀，还不是私人恩仇。江青确实给党带来很大破坏，她损害党的利益，危害党的事业，因为这一点她真是该死。至于她怎么死的，我听人说她就用袜子接起来，自己勒死了。那时她已经绝望了。
杨澜：批斗回来以后，少奇他有没有安慰您，怎么安慰您？
王光美：少奇没法说，他一说就等于对这运动的性质表态了。
杨澜：那旁边没有人的时候不能说两句吗？
王光美：我们旁边不可能没有人。他的警卫员就不止一个，在那特殊情形下，后来警卫人员就是那些造反派的基本成员。
刘亭亭：在“文革”中，我爸爸实际上是一个很重情的人。我爸爸不愿意连累我们小孩，我爸爸可能也跟我妈妈谈过，说你应该划清界限或者说把孩子带走，这样是为了保护这个家庭，但是我妈妈在这方面非常坚定，她对这个家庭和对我爸爸是特别坚定的，我觉得她可能从来没有动摇过。因为在那个时候，稍微有一点儿动摇，绝对不会像她这样表现。她那个时候很傻，有点儿不顾一切，完全站在我爸爸一边，而且我爸爸不说话的时候，都是她替他辩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