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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初，继苏联第一个与我国建交之后，保加利亚、民主德国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大使相继向我国政府递交国书。王光美参与了刘少奇接受捷克大使和夫人递交国书的仪式。她还和大使夫人互赠了礼品。大使夫人赠送王光美一个刻有人像的钢化玻璃花瓶，后来，花瓶就放在刘少奇办公桌上。1955年春天，海棠花盛开的时候，卫士剪回几枝海棠，顺手插在了钢化玻璃花瓶里，希望调整一下刘少奇终日伏案工作的心态。夜里，刘少奇正埋头工作，王光美就利用室内现成灯光，抢拍了一张照片。王光美没有想到，这张照片竟被选到摄影展上展出，她也被吸收参加了摄影家协会。如今，放大后的这张照片仍挂在王光美家，她时时感到刘少奇还在工作，永远在自己身边。
1963年春天，王光美以夫人的身份陪同刘少奇出国，访问东南亚四国。在做准备工作时，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俞沛文就服装事宜向刘少奇报告说：“作为国家主席和夫人出国访问，请按外交部的规定办。特别是王光美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夫人出访更应该注意服饰。”
上海比北京做服装的工艺好，王光美便约早已是大使夫人的康岱莎同往上海。行前，王光美在春耦斋舞会上向毛泽东谈起要去上海做衣服，问和在沪休养的江青有什么事没有？毛泽东托她给江青带封信。
在上海，江青约见了王光美。江青谈了她和毛泽东结婚，特别是文艺界的情况。对于出国服饰，江青叮嘱王光美：衣服上不要戴别针，看人家安娜·卡列尼娜，一身黑，多么高雅。“文化大革命”中批斗王光美，说她不听江青“别戴项链”的话，完全子虚乌有。这是后话。
宋庆龄听说王光美要陪刘少奇出国访问，特意让秘书带自己一封便信，到锦江饭店看望王光美。信中详细列出一个单子，诸如哪个地方天热，室内有空调，睡觉时务必关上空调；电扇不要对着吹，否则容易感冒；不要吃生冷东西，以免闹肚子；礼服白天穿白的，晚上穿黑的；参观时可以穿便鞋，正式宴会要穿有一点儿跟的鞋……王光美深受感动。
1963年4月12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陈毅副总理和夫人张茜等乘专机抵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下榻在总统府。苏加诺总统特意将命名“王光美”的一盆兰花，赠送王光美，作为对贵宾夫人的一种礼遇。王光美知道朱德喜养兰花，回国时将这盆兰花带回送给了他。
苏加诺夫妇陪刘少奇夫妇参观复舟山火山时，许多外国记者蜂拥而至。一名法国《巴黎画报》记者抢问王光美：“你想上巴黎吗？”“现在还不是时候。”对方又追问：“你认为什么时候可以去巴黎？”王光美从容地说：巴黎是很有名的城市，如果有合适的机会，我可以去的。王光美感觉，这名记者是否作某种试探？便把想法告诉了刘少奇。
4月20日，刘少奇专机抵达缅甸首都仰光机场。在繁忙的国事活动之余，缅甸领导人奈温将军和夫人邀请中国客人到旅游胜地游览。在风景区莱茵湖，刘少奇夫妇观看用脚划的划船比赛，主人还邀请王光美为优胜者颁奖。在避暑胜地额不里海滩，奈温夫妇陪刘少奇夫妇、陈毅夫妇下海游泳。刘少奇和奈温利用休息时间，还举行了重要的会谈。
王光美游泳时，不知怎么将从外交部礼宾司借来的项链散落在波浪中。奈温立即派人打捞，哪能寻到？于是坚持要赔一条红宝石项链，并郑重地说：“我知道你们共产党不收礼，但这条项链上的珍珠是掉在我们缅甸海里，我必须赔你，而且，红宝石是我国的光荣。”为了表示对奈温的感谢，当晚出席宴会时，王光美特意戴上这条项链。仅仅戴过一次的红宝石项链，至今还陈列在博物馆。
5月1日，刘少奇夫妇等一行飞抵柬埔寨。次日，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与刘少奇夫妇同乘一架直升机，飞往暹粒访问。在飞机上，刘少奇问西哈努克亲王：“这是哪国的飞机？”“法国的。”刘少奇顺口说道：“那请你替我们介绍，我们买几架。”王光美顿时想起在印度尼西亚时法国记者的问话，看来，少奇同志是有意传递一个回音。1964年中、法正式建交。
5月22日，王光美陪同刘少奇结束访问经昆明回到北京。毛泽东、周恩来对刘少奇夫妇出国访问取得圆满成功，给予高度评价。
这时，中央发出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称“四清”运动）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决定（草案）》（即《前十条》），11月又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活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王光美在周密、妥善安排好刘少奇饮食起居、家庭子女生活之后，化名董朴，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参加“四清”工作队。她工作上严格执行“双十条”，生活上坚持“三同”，到冰封的地里参加打井、挖河泥，受到社员们的好评。
12月中旬，王光美返回北京。在一次舞会上，毛泽东关切地询问她桃园“四清”运动情况。王光美如实作了汇报。毛泽东问：“桃园大队是一类队，为什么群众有那么多意见呢？”王光美引用群众的话说：“人家上面有个副区长当靠山，你们管得住吗？”毛泽东说道：“根子在上面。”
1964年4月，桃园大队“四清”运动结束。此后，王光美根据桃园“蹲点”参加“四清”的工作和感受，整理出一份材料。8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王光美的桃园“四清”工作总结，得到陈伯达的力荐。19日，刘少奇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批示：“此件先印发此次到会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的意见的。”于是，9月1日，《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以中央文件发往全国。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在全国横遭批判的“桃园经验”。
王光美继桃园之后，又化名鲁洁，先后到河北省新城（今高碑店市）高家镇、定兴县直机关和周家庄参加“四清”。其间除1966年3月，她陪同刘少奇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东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国）和缅甸外，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王光美一年多的时间在农村基层“蹲点”。这在中央机关，特别是中央领导夫人中是绝无仅有的。
在那“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王光美紧跟时代的步伐，严格要求自己。她在各地作报告，最后的一段话是：“我愿意和同志们共勉，咱们都坚决做彻底的革命者。让我们永远记住党中央和毛主席说的话，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不可忘记依靠贫下中农，不可忘记党的工作，不可忘记党的政策。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彻底胜利而奋斗到底！为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彻底胜利而奋斗到底！”这是“四清”运动中王光美的真实心声。
厄运中的坚强女性
“文化大革命”开始，1966年6月3日，工作组进驻一些大中学校。6月21日，王光美作为工作组顾问进入清华大学。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指名地批评刘少奇。
8月19日以后，在江青等人支持下，清华大学先后贴出了《王光美是清华园第一号大扒手》、《三问王光美》等大字报。清华大学红卫兵要求揪斗王光美。10月9日，周恩来明确告诉清华大学8个组织代表：王光美不是普通工作人员，要准备写检查，也要经中央讨论，“毛主席也不同意去。”后来，为防不测，周恩来还打电话告诉王光美：近时不要离开家。
江青、陈伯达、康生等进一步加紧对刘少奇、王光美的迫害。12月18日，臆造王光美是“美国战略特务”，组成由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为组长的“王光美专案小组”，对外叫“中央办公厅丙组”。3个月后，这个组又承担起对刘少奇“历史问题”的审查，5月更名为“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
1967年元旦凌晨，中南海的造反派在刘少奇居住的福禄居院内地上、墙上写了“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决没有好下场”等大标语。
1月3日，“红旗兵团”二三十人，闯进福禄居，高呼口号，开批斗刘少奇、王光美之先河。
1月6日，王光美听机要秘书刘振德说，刚接到自称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