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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前，我和子文同志接触虽然不很多，但他留给我的印象是深刻难忘的。第一次见到子文同志是在1948年。当时我在中央机关工作，少奇同志要我找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安子文同志谈谈，向他请教我在工作中应该注意些什么。我来到子文同志的住处，他们正吃午饭，是稀饭就咸菜。他听说我们是两顿饭，也就不多让，边吃边谈了起来。他只说了两条：一是注意保密，不该知道的事情不打听，不可避免要知道的一些机密，不要乱说。二是少奇同志身体不大好，工作又特别忙，要好好照顾，不要影响他的工作。子文同志谈得很简短，也很亲切。在告辞时，他殷切地对我说：“如果你能虚心学习，这将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学习条件。”后来，我听许多同志说，子文同志对谁都是这样诚恳、坦率、谦和，同志们到组织部来，就像回到家一样。我想，这同子文同志的工作作风是分不开的。
有些年，少奇同志直接分管党务工作，中央组织部的报告、材料，要经少奇同志审阅，转呈中央和毛主席。我作为少奇同志的秘书，同子文同志接触的机会多一些。子文同志组织纪律性极强，凡是重要的人事调动、提拔或处理，他都要请示报告党中央、毛主席。他还经常如实汇报干部的思想动态，提出积极建议。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意见，他总是认真研究，努力贯彻。他不是那种锋芒毕露的人，他富于机智，敏于思考，又有组织工作者特有的那种深沉严谨和忠诚耿直，并且具有非凡的记忆力。这一切，都使我深为敬佩。但那时对于子文同志革命斗争的经历，我几乎一无所知。倒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才对子文同志有了较深刻的了解，不过都是间接的，因为那时全国已陷入混乱的局面，我们不可能再有接触了。
记得是1966年八九月间，社会上忽然流传着一些小报，在六十一人出狱手续问题上大做文章，其中自然涉及安子文同志。我过去听说过，有一批共产党人在北平草岚子军人监狱关押过，对敌斗争非常坚决，有的刑期已满，却宁肯继续坐牢，而不履行出狱手续。他们在狱中党支部领导下，同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曾连续绝食7天，赶走了宪兵第三团，表现得非常勇敢。但我当时并不知道子文同志也是这些事件的组织者之一。使我惊异的是，小报上完全是诬蔑之词，对他们可歌可泣的狱中斗争却只字不提，讳莫如深。这是为什么呢？就在这时候，大野心家林彪诬蔑安子文和一些同志拉宗派，并质问少奇同志。少奇同志回答说：“他们几位同志，多年共患难，感情深厚，无话不说。他们之间有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能说是拉宗派。”
接着，来质问的人多了起来，少奇同志还是很坦然地说，安子文等同志都是好同志，他们出狱是由党中央决定的。1936年，少奇同志担任北方局书记期间，曾问起在北平狱中同志的情况。当时，一方面鉴于九一八事变以后沈阳监狱中的共产党员全部被杀害，日军很快就要侵占华北，这些同志很可能也被屠杀；另一方面，华北抗日运动普遍高涨，许多工作急需由共产党员来做。而王明路线的错误，使白区党几乎损失百分之百，整个北方局只剩下几十个人。所以，押在敌人监狱里的这批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应该营救他们出来。刑期已满的，应命令他们办手续出狱。因为他们均用假名，即使登报，也无大影响。北方局曾把这些同志的表现和少奇同志的意见，报告了党中央。中央开会讨论同意，让他们早日出狱，为党工作。为了便于进行营救，还通过统战关系派了一个人到监狱去当管理员。谁知第一封信送去，狱中支部拒绝执行。北方局和少奇同志不得不再次报告党中央，并千方百计，冒着极大危险将当时党中央总书记洛甫（张闻天）同志的亲笔信，送入狱中，又以北方局名义下命令，让他们服从中央决定。这样才出了狱。这些同志出狱后对打开抗日局面，发展党的群众工作和武装力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时毛主席非常高兴，多次表扬北方局和少奇同志，并说，事实证明当时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这些同志是好同志，工作是有成绩的。解放后，高岗多次在出狱手续上做文章，都受到毛主席的批评。
1966年11月下旬，一天晚上，恩来同志打电话与少奇共同回忆了六十一人出狱前后的情况，有些恩来同志不清楚的事，少奇同志作了详细的说明。少奇还说：“这批同志，我以前都不认识。他们出狱后，我在天津只见过殷鉴同志。……子文同志，我是到解放区后，才见到的。”就在这几天，恩来同志以党中央的名义电告东北、西北等地，说此事由中央负责，不必追查。
然而，对这些同志的诬蔑却越来越厉害。安子文同志被诬为“叛徒”、“刘邓路线的黑干将”而被四处揪斗。少奇同志确实是信任和重用子文同志的，像信任和重用其他好同志一样。子文同志被提升为组织部副部长和部长都是毛主席亲自提名任命的，少奇同志信任他，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林彪、“四人帮”和康生为什么要整安子文等同志，使我百思不解。
1967年4月1日各报忽然登载了戚本禹那篇臭名昭著的文章，电台也开始广播。其中公开提出“叛徒集团”。少奇同志气愤已极，他神情严峻地对我和孩子们说：“这篇文章全是假话，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
4月6日晚上，中南海的“造反派”，又高喊着口号冲进办公室，就戚本禹一文中的所谓“八大罪状”向少奇同志提出质问，要他回答并写出交代。少奇同志用铁的事实逐条予以驳斥。当质问到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问题时，他一下子发了火，拍着桌子说：“这个问题简直是岂有此理！六十一人出狱之事，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知道，早有定论。”
1967年9月13日，是我们一家人生离死别的日子。上午，孩子被逐出中南海，我也在半夜里被关进了监狱。此后12年间，与人世隔绝。党的三中全会，使我得到了解放，重回到同志们中间。子文同志特意来看我。原来他也在监狱关押多年，又被流放到安徽，不久前才回到北京。他感慨万端地说：“过去在草岚子监狱，我们还能过组织生活，廖鲁言同志还能把英文版的马列主义著作译出来给大家学习。可是关在‘四人帮’的监狱，我们竟连通一下声息都不能够了，比过去的监狱还野蛮得多。”
从谈话中，我才知道，子文同志在监狱中备受摧残。当初国民党没有能使他屈服，林彪、“四人帮”的淫威，同样也未能压倒他。在少奇同志那次答辩前后，专案组派了两个人找子文同志谈话（当时他被隔离在另外一个地方，尚未进监狱），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如果你能写个刘少奇是大叛徒的材料，马上就可以去钓鱼台和中央首长谈话，车子就等在门口。”子文同志问：“中央首长是不是康生？”来人点头，果然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左”派大顾问派他们来的。子文同志断然拒绝了，他义正词严地说：“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了21年，从来没有听说过刘少奇是个大叛徒，从未见到哪一份材料说过刘少奇有过任何叛变行为。”并说：“钓鱼台我去过，红旗车我坐过，我现在不想去。也不想见康生。”那两个人磨了好久，没有达到目的，只好悻悻而去。
1968年1月21日，安子文同志被正式逮捕，关进监狱。没过多久，专案组又到监狱来找他“谈话”。这次来人对安子文同志特别客气，又是让座，又是倒水，然后开腔说：“证明刘少奇是叛徒，你能立大功，对你也有极大的好处。这里是什么地方，你也清楚。这里既然能进来，也就能出去。你难道就不愿意和自己的老婆孩子团聚吗？”子文同志说：“我不仅想与亲人团聚，更想为党工作。可是我不知道的事，不能瞎说。”来人又“指点”说：“你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妄想用诱供的方法使子文同志就范。然而，子文同志却轻蔑地一笑说：“我都不知道。你们既然全知道，就自己去写吧！我不能写！”
1969年，党的九大前夕，他们第三次来找安子文同志。这次不仅让了座，泡了茶，还表现得很“亲近”。这样的待遇在当时“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