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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奇同志一贯认为正确的工作方法是走群众路线，群众路线不等于群众运动，群众运动只是群众路线的一种形式，形式主义的大轰大嗡是违背群众的利益的，绝不是群众路线。所以，不能因为不搞大轰大嗡，群众路线也就不要了。少奇同志非常善于体察群众情绪，常常不声不响地仔细观察人和事，从对方是笑脸还是苦脸，是鼓着眼睛还是眯着眼睛，是昂着头还是低着头，去探求他们的真意。1961年在湖南调查时，通过大大小小的调查会，个别谈话，群众渐渐消除了戒备心理，主动找他谈心，连母猪不下崽、鸡婆不生蛋这类家长里短，都想一吐为快。少奇同志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发表意见就能有的放矢。他对许多觉悟水平高的同志，批评起来是不留情的，既不拐弯抹角，也不旁敲侧击。但是，当他用道理说服一般人的时候，他的耐心也是少有的。我经常见到他同基层干部谈话，完全是恳请的口气：“讲点儿民主好不好？”“叫人把话说完好不好？”“这样办行不行？”要求干部敢于鼓励、支持群众讲真话，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当时，干部和群众关系非常紧张，强迫命令、打人骂人的现象很普遍。基层党组织什么事情都管、都干涉，连死亡人口数字统计出来了，它还要“压缩平衡”，不许如实上报；还动不动就用专政手段，什么机关都可以打人捕人，没有个章程，把人民内部问题当敌我问题管了；并且认为“左”比右好，做事宁“左”勿右，不留余地。少奇同志觉得当时的主要问题是混我为敌，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倾向。“用敌对手段处理人民内部问题，甚至党内问题，这样处理的结果，不但不会解决矛盾，相反会使矛盾更加激化，甚至造成分裂。”
刚到炭子冲的时候，省里担心那里社会治安不好，初时不敢让他同群众接触，怕群众包围他要粮食。普遍反映：这里偷摸成风，看禾场的偷稻谷、偷红薯，彼此心照不宣，你拿我也拿，只瞒着工作队；山上树，园中竹，你砍我也砍，只见砍不见栽；还有会道门活动，稀奇古怪的谣言。一句话，敌情严重。少奇同志却认为是庸人自扰。社员随便拿东西，不要说是偷，一说偷，就把人归到坏人一边了。小拿小摸成风，一个原因是肚子有点儿饿，主要是想拿点儿吃的东西。还有一个原因是“一平二调”成了风气，公社、大队拿社员的东西，社员就拿公家的东西，也拿别人的东西。公社、大队既不尊重社员所有制，社员就会这样想：你拿得，我就拿不得？你大拿我就小拿不得？这种风气是上边造成的，不是社员造成的。要巩固集体所有制，必须保护个人所有权。
早在1942年，少奇给一位同志的信中就这样说过：“只有民众积极来保护其本身利益的时候，民众才会或才可能以同样的积极性来保护国家与民族。未有对于本身利益尚不知或不敢起来保护的民众，而能起来积极保护国家民族利益的。”少奇同志这种思想前后是一贯的。
社会造成的弊病，要靠发展经济来救治，光抓人不解决问题。那几年，由于工作中的失误，“五风”对于农村的破坏相当严重，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坏人乘机捣乱是有的，但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例如，郴州鲤鱼江电厂有个21岁的女工回家探亲，见到父母患水肿病，还有不少乡亲患病无法医治而死去，她在一气之下写了12张“打倒、铲除、消灭人民公社”的标语，跑到北京中南海北门去贴，贴了还叫值勤的卫兵来看，并要求中央领导同志到下面去看看人民的生活情况。卫兵把她送公安部，经讯问，情况属实，又转送郴州。1960年9月27日，郴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她有期徒刑5年。少奇看了报告，说：“她还相信中央嘛，要中央领导下去看看嘛！这能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以反革命为目的吗？”他在报告上写了一段批语：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继续留原单位工作，并建议湖南省负责同志亲自找她谈一次，一方面适当地鼓励她认真向中央反映农村情况，另一方面适当地批评她在认识上和作法上的错误，以便引导她走上正确的道路。这个事实，说明少奇同志对群众完全是采取保护和引导的态度。
少奇一贯认为，在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混淆不清的时候，首先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样比较妥当，不会伤害好人。“绝不可把敌我矛盾扩大，不能用处理敌我问题的办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相反，只要是没有危险的，倒是可以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来处理敌我问题。”确定一桩事件是不是反革命性质，关系至为重大，它涉及一批群众，会牵连很多亲属，可不能随便给人家扣反革命帽子。反革命应该越打越少，搞不好会越打越多。他说，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最好方式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时刻不要忘记，我们的目的是团结。团结需要双方努力，而分裂只要一方就可以了。所以，少奇历来主张，在人民内部，要说服不要压服，要疏导不要堵截。
少奇这篇实事求是的讲话，受到与会同志的赞赏，讨论很热烈。毛主席正式在会上宣布：这次开的是“神仙会”，“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戴帽子”，请大家畅所欲言，“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同志们返回工作岗位时，心情都是愉快的。七千人大会以后，全党团结一致，紧密依靠群众，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调整经济的方针，实现了这个历史阶段中的重要转变，社会主义建设逐步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局面。
重读这篇文章，我的心情特别激动，思绪万千，既为往事而感慨，又为今天而深受鼓舞。如果照七千人大会的方针坚持下去，很可能出现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可惜为时不久，历史出现了回流。这种生动活泼的局面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以实现。现在中央一系列政策，正是过去多年实践的总结，并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现在的党中央真正做到了实事求是，不仅为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平了反，更重要的是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端正党风，勇于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党的指引下，我们终于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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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香山到中南海
本文原载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共中央在香山》一书。
——记少奇在建国前夕的重要活动（一九九三年九月）建国前夕，从1949年3月到8月中共中央驻地在香山。在这段时间里，党中央、毛主席依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全党的工作。从农村包围城市到城市领导乡村、从革命战争到经济建设的历史性转变，实际上是由这时开始的。
（一）
七届二中全会结束了。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们纷纷离开西柏坡，返回各自的岗位，传达贯彻全会精神；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也陆续启程向北平进发。中央五大书记于3月25日乘火车秘密抵达北平郊区。记得我们乘坐的是一列由几节破旧而古老的车厢组成的列车。下车时，李克农李克农，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代理部长。等在刘少奇所乘车厢门口高兴地迎接我们。中央负责同志上了各自汽车，列好车队，然后依北平负责人的安排开到颐和园休息。下午，中央领导同志在西苑机场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并同各界人士见面。仪式结束后，少奇直接乘吉普车去了香山住地。
3月30日，少奇召开党、政、工、青、妇干部座谈会，彭真、刘仁和主管组织工作的傅部长等出席。
3月31日，专题讨论工会工作，彭真、李立三、萧明等同志出席。少奇同志认为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必须维护工会的独立地位，因为工会是最广泛的群众性组织，他曾建议重要同志负责北平市工会工作，可见对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