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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云，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八届全国妇联主席。
王光美同志是我熟悉和敬重的老同志、老大姐。记得1995年初，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和中国人口报社发起成立以救助贫困母亲为宗旨的“幸福工程”，需要请一位德高望重而又热心公益事业的同志出任组织工作委员会主任，我推荐光美同志。当时光美同志是全国政协常委，年逾古稀。“幸福工程”是一件费心费力的工作，启动时一无所有，困难重重。我给光美同志写信，向她说明情况，征询意见。信送出后没几天，光美同志就亲自给我打电话，说她很高兴应邀担任“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愿意尽自己所能为救助贫困母亲当一名“义务打工者”，做一点实事，并谈了她对开展这项工作的想法。我听了十分高兴，深为她热心公益事业的高尚精神所感动。
光美同志担任“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后，领导制订了这一工程的工作方针、任务和运作模式，利用各种场合宣传“幸福工程”，还亲自到边远贫困地区考察“幸福工程”的进展情况，慰问贫困母亲。她以一个母亲的名义，呼吁全社会行动起来，为贫困母亲献出爱心。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为了给“幸福工程”筹集资金，她将她的母亲董洁如老夫人留给她的古瓷器、象牙笔筒等6件文物拍卖，所得50多万元全部捐赠给了“幸福工程”。在光美同志这一义举的带动下，许多海内外人士慷慨解囊，纷纷向“幸福工程”捐款捐物，为初创时期的“幸福工程”奠定了物质基础。
2005年是“幸福工程”成立10周年。在这10年中，光美同志为“幸福工程”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使“幸福工程”成为一个民心工程。我相信，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贫困母亲会永远记住光美同志的。
光美同志年长我8岁。1945年6月，她在辅仁大学读书时，就同北平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建立了联系；1946年2月经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崔月犁等同志选调，到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当翻译；1946年11月离开北平到革命圣地延安。她年轻时的经历同我有相似之处。我们都从一个追求进步、向往革命的青年学生，经过革命斗争的磨练，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
光美同志1948年8月在西柏坡同刘少奇同志结婚后，长期担任少奇同志的秘书，默默无闻地协助少奇同志做了大量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十分尊敬的少奇同志被残酷迫害致死。光美同志也受到诬陷，身陷囹圄12年。难能可贵的是，光美同志始终坚定地维护少奇同志，对党的信念矢志不渝。她说，我的耳边经常响起少奇同志的一句话：“我们是跟人民在一起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领导全国人民走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光美同志以极大的热情投身这一伟大事业，不仅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勤奋工作，而且活跃在党和国家的许多公务活动中，以她的声望和智慧，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尽心竭力。
近年来，我和光美同志在各种会议和社会活动中常有机会见面交谈。无论是在我负责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工作时，还是在我担任全国妇联主席期间，光美同志都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很多支持和帮助。我一直从心里十分感激她。
中央文献出版社要出版光美同志的著作《我与少奇》和《王光美访谈录》两书，要我作一篇序言。借此机会，我写了上面一些话，以表达我对光美同志的敬意和谢意。
2005年9月9日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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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同志的简要历史
本文内容1952年由刘少奇口述、王光美记录，1980年经王光美重新整理后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3期。（一九八○年）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之一。
刘少奇于1898年11月生于湖南省宁乡县的一个富农家庭。他经过自己的努力，上过宁乡中学、湖南陆军讲武堂，毕业于长沙育才中学。刘少奇在学校中参加了多次爱国运动，并在长沙和北京参加了1919年的“五四”学生运动；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开始学习马列主义。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到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同年，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2年夏，刘少奇回到上海，由党派到工人运动的公开领导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随后，又派到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湖南区（湘区）党委员会为委员，参加了长沙和粤汉铁路工人运动的领导。1922年秋，由毛泽东派到萍乡领导煤矿和铁路工人罢工，罢工胜利后，任路矿工人俱乐部（即工会）的副主任，随后任主任，直至1925年。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是当时中国组织得最坚实的工会之一。刘少奇经过这个工会参加了当时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并于1925年春代表这个工会到广州发起和筹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1925年“五一”开幕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刘少奇被选为全国总工会的副委员长。会后，刘少奇到上海成立全总办事处（全总总部设在广州），指导上海及中国北部的工人运动。1925年5月30日，上海英国巡捕枪杀罢工工人的惨案发生后，上海工人举行了总罢工，同时，学生举行了总罢课，商人总罢市，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城市。上海总工会亦于此时成立，刘少奇即在上海总工会工作。上海总罢工结束后，为躲避帝国主义的追捕，经组织批准，刘少奇回长沙养病，但却被湖南的反动政府逮捕，由于全国工人和进步团体的抗议和救援，在狱两个月，被判驱逐出湖南。刘少奇即到广州全国总工会总部工作，参加了当时的省港大罢工及广州工人运动的领导。1926年“五一”在广州召开了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刘少奇被选为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同年秋，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占领汉口后，他率全国总工会总部至汉口，在湖北总工会工作，领导了武汉的工人运动。1927年1月3日由于工人的英勇斗争夺回了汉口的英租界，这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第一次大成功。刘少奇从开始领导工人运动起，就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不断地同工人运动中的各种反科学的“社会主义”作斗争，保证了马列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指导作用。
1927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被选为党的中央委员。刘少奇与党内其他同志一道参加了当时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投降路线的斗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刘少奇到上海，转入地下工作，曾反对当时党内发生的盲动主义路线。1928年春，刘少奇到天津参加党的顺直省委工作，并负责指导北方的工人运动，坚决地反对了当时党内破坏党的统一和纪律的极端民主化倾向，维护了党的统一。同年7月，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被选为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29年春，刘少奇被调到上海工作。1929年夏调任满洲省委书记，领导发动了反对中东路事件的斗争。因罢工事件在沈阳被捕，刘少奇坚不吐实，半个月后获释。出狱后，继续在东北担任党的领导工作，曾反对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路线。1930年夏，刘少奇被派至莫斯科出席职工国际第五次大会，被选为职工国际执行局委员，留职工国际工作。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刘少奇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秋回国任党中央职工部书记，领导了工人和学生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和攻占上海的罢工运动。当时党内在陈绍禹和秦邦宪的领导之下发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忽视了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后中国阶级关系的变化，主张一种打倒一切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政策，命令城市中少数党员和革命分子去向强大的敌人盲目地进攻。这种错误使国民党区域很多党的组织遭受破坏，并使红军遭受极大的损失。刘少奇反对了这条路线，主张在白色区域正确地计算敌我力量的对比，“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与敌人决斗”，“以准备将来革命进攻和决斗”；主张秘密组织尽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