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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脸惊讶和惋惜的表情，却一时找不出恰当的话语来安慰我。 我连忙对他笑了笑，告诉他我明白他的意思。
下班的时候，他叫住我，问我需不需要搭车。
我说谢谢不必了，因为我必须把自行车骑回住处。
他说可以把单车放在后备箱里。
我说算了吧，怪麻烦的。
他问我以后怎么办。 我说没关系，再找工作就是。
他说不如你把电话留给我，说不定可以在我导师的实验室里替你找到工作。
我于是把号码顺手写在一张餐巾纸上交给他。
我想他自己多半没有拿到全奖，否则也不会需要打工。这样说来，他的导师应该不会有太多资助。我自然不抱希望。但还是更加感激他了。
没有大锅饭吃了。我只好开始自己做饭。我从超市买来大包装的土豆和鸡腿，把它们炖在一起。
第一锅我只放了盐和酱油做调料。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应该放的。
酱油是我从美国超市买来的。那里的酱油反而比中国店便宜，但味道有些怪异。
可想而知，这一锅鸡腿炖土豆的味道丝毫也不诱人。我用一个礼拜的时间把它们消灭光，然后又买了同样的鸡腿和土豆。
吃到第三个礼拜，我看见任何貌似鸡腿的东西都觉得返胃。我于是把鸡腿换做排骨。如此调换，循环往复。
我没能再找到工作。所有的中餐馆似乎都不再雇佣黑工，尤其是不会讲广东话的黑工。我眼看就要坐吃山空了。
当我心情跌到谷底的时候，高级控制学考试的成绩鼓舞了我。尽管我没能把所有题目都做完，我的成绩依然是全班二十人里最高的。
看来，清华的基础的确不凡。我虽然依旧听不大懂教授在课堂上的讲解，但翻开教科书来便觉一目了然。
我的教科书都是一叠一叠厚厚的复印纸。美国的大学教材一本要七八十美元，绝非我财力所及。但书店间激烈的竞争就使我这样的穷学生有机可乘。我从书店买来新教材，连夜拿去复印了，第二天再送回书店退掉。
那些复印纸上很快便堆满我的课堂笔记，中间夹杂了不少中文注解。我本来就不是爱惜书籍的人，这种廉价的单面教材对我再方便不过了。
带着这新鲜的鼓舞，我继续在这寒冷的异地生存。还有两年，就两年吧，我就可以毕业了。
我一连两周都没去那间咖啡厅吃午饭。我不太想见到阿文，他曾亲眼目睹我摔倒，目睹我被解雇，目睹我在中国楼的所有难堪经历。
虽然在我摔倒那一夜之前，我一直都没有关心过他的存在，而且很有可能他也根本不曾留意过我，可一想到我在中国楼打工时的可笑样子，一想到我曾满身油烟地坐在他车里，我宁可不让他再见到我。
然而对工作的饥渴使我又开始对阿文的导师抱起了一线希望。更何况，在学校实验室里工作不但收入高，而且是合法的。我终于又回到那间咖啡厅吃午餐。
多日不来，咔啡厅似乎不如往日繁忙。冬日的阳光透过落地的玻璃窗，柔和地铺在咖啡厅的瓷砖地板上。一个大概是学音乐的黑人女孩，优雅地弹着钢琴，琴声委婉动人，我的午餐也随着那音乐，有意无意地放慢了许多。
邻座有两个瘦瘦的男生在轻声探讨什么问题。两人均穿了紧身高龄的毛衣，抱臀的直桶西裤，其中一个面色较清秀的，脖间还围了一条白色的围巾，那装扮，看起来有些像五四时中国的进步青年了。
我猜测他俩大约是从欧洲来的留学生，因为美国人向来以不修蝙蝠著称，在学校这类地方少有如此打扮的。 而且，两人交谈的声音虽然很轻，我却终于能够隐约听到一些——似乎是俄语或是什么，至少决非英语。
琴声仍在继续，我手中的三明治却终于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纸杯中的冰水还剩着很多。按照以往的习惯，我该把那冰水一饮而尽，然后赶着去上课了。不过今天下午的课还早。我迟疑了一下，决定还是在此多坐一时。 阿文今天会不会来呢？
我从书包中取出课堂笔记摊在桌子上，正要低头去看，余光中那邻座的男生站起来了。 是那较清秀的一个，竟踏着钢琴的琴声，挑起芭蕾来了。从那专业的舞姿来看，他该是舞蹈系的学生无疑。
他的确很清秀，无论是身材，还是面容。他的舞姿很飘逸，脖子挺直了，头高高地仰着，满头的金发也轻轻地舞着。他真是很自信的人呢，在大庭广众之下，就跳起高雅的舞蹈来了，我抬头去看咖啡厅里的其他人——一个男生在低着头认真读书，还有两个女生压低了声音在聊天——却并未留意那芭蕾。看来，此等音乐和舞蹈的即兴演出，在这间咖啡厅里，也并非特别希奇的事儿呢。
一段跳罢，琴声还未停，清秀男生已经收了舞步，穿起黑呢子的大衣，和朋友向着咖啡厅的大门去了。我的目光随着他们的背影走了几步，脑子里还想着那芭蕾——应该是跳的不错吧，至少在我这个外行看来，和电视上见到的无异呢。一时间，我有些崇拜这些未来的艺术家了。
我把目光转回来，在他们刚刚坐过的地方留连了片刻：桌子上很干净，只留下两只纸杯，里面似乎还有水；那桌子下面。。。那下面是一条白色的围巾，定是那跳舞的男生遗落的。我连忙起身去拾起那围巾，质地很是柔软细腻。 我犹豫了片刻，还是快步追出咖啡厅去。我的羽绒服留在餐厅里顾不上穿，屋外的寒意立刻就钻透最贴身的衣服了。我跑过去叫住那男生，把围巾迪给他，他笑着说谢谢，大团的白气从他口中冒出来。
我快步走回咖啡厅里。密西根的冬天果然是严寒的，大约有零下二十度吧？只在外面停留了不到一分钟，竟然有些冻僵了。
我哈一口气在手心，抬手捂住冰凉得几乎失去只觉的耳朵。钢琴的音乐已经停了，那弹琴的女生也不知去向了。只片刻而已，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餐厅里立刻变得更加空旷了，只留下一地白茫茫的冬日午后的阳光。
我抬起头看向那张落地的窗，刚才低声聊天的那对女生正穿过雪地上开辟出的小路走远，而远远的小路的尽头，有个花花绿绿的身影正向着咖啡厅走来。我注视着那身影——戴着帽子，帽檐儿压得极低。帽檐儿下大约是一副眼镜，一对镜片反射着阳光。
我终于看清，是阿文正向着咖啡厅走来了。
这一件花花绿绿的大毛衣跟上次那一件相比，要更加肥厚很多，所以连羽绒服他也省掉了。但不论如何，我还是觉得，这花哨肥大的毛衣，是无论如何比不上中国楼的制服更加精神的。
阿文走近咖啡厅的大门了。 我连忙低头看桌子上摆着的笔记。我用牙齿微微咬着纸杯的边缘，尽量做出专注的样子。我想让他选择和我打招呼或是不打。
我感觉他正向我走过来。纸杯中的冰水微微浸着我的唇。我几乎感觉到水面被呼吸搅起的涟漪了。
他果然在叫我的名字。
我抬起头，努力睁大眼睛，尽量做出惊讶的样子。
他似乎很开心。我稍稍放心。
他带给我的消息如他的表情一般令人振奋——他的导师的确在找本科生做杂物。我的心情变得异常迫切。立刻和他约好下午三点在咖啡厅见面，由他带我去见他的导师。
我和他正要告别，他似乎突然想起了些什么，不好意思地对我说，他把记着我电话的餐巾纸弄丢了。
我立刻说没关系，然后随口说了一遍我的电话号码。其实既然已经约好下午见面，他似乎就没什么必要知道我的电话了。不过，他还是郑重其事地从背包里取出通讯录。
他居然用中文写下我的名字。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告诉过他我的名字。很久没看见这两个字了，我有些莫名的激动。
下午的面试进行得非常顺利。阿文的导师姓罗，自称是湖北黄岗人。他因为我“熟知”他的老家黄岗而兴奋不已。
可我猜想他一定从未去过黄岗。我也一样。
他的兴奋就带给了我一份新工作：为他的一位博士生打杂。 这位博士生是他辅导的研究生里唯一的一位非台湾人，叫 Steve。
Steve身材壮硕，英俊而腼腆。他的课题是给一辆不知哪年生产的破旧福特车加上自动气调弹簧系统。
罗教授自豪地说：“别看这辆车破，这自动弹簧系统如果研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