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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不应该哭泣。生活对我来说不像瑟伯开车时那样阴暗。诚然，我常常和他一样“像一个戴眼罩的人在黑色的地毯上寻找黑袜子”，但从不记得有过他那样的绝望：“我只卖一毛三分钱。”我从来不借酒浇愁，从来没像约翰尔1那样陷入痛苦孤独的深渊，直到“触摸到沟底的岩石”。相反，我的签名永远向上，生气勃勃。有人告诉我，突然到来的灾难（我和瑟伯的灾难是慢慢降临的）更容易使人丧失勇气、使人悲伤。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慢慢从消极中寻找积极因素是减轻痛苦的唯一手段。
事实上，在我走向失明的漫长过程中的确有过很多轻松愉快的时刻。我记得办公室发生停电时的情景，类似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次。我们办公的楼房主要用于藏书，几乎没有任何窗户。没有电灯，室内和走廊一片漆黑。每逢遇到这种紧急情况，其他人立刻惊慌失措，而我则没有任何不同。“鲍勃2在哪儿？我们请他帮忙！”大厅里传来人们的呼唤。我拿起手杖，用它敲击着地面，领着众人手拉手地穿过大厅、走下楼梯，来到外面的光明世界。
春天，系里为了应付研究生发出的挑战，偶尔在周五或周六举行一次垒球比赛。我通常参加他们的野餐活动，并且乐于充当系里委任我的公证人的角色。这时，学生们总要对我在历史系的地位问题假装进行一番抗议，仅此而已。
然而，我父亲葬礼那天发生的事却完全不同。葬礼在一个小教堂里举行，只邀请了一些朋友参加。我们家的人从侧门入场然后在棺材和牧师前面落坐。有人把我的手放在椅子的靠背上，而我却认为它的方向不对，想背朝着棺材坐下。我的弟弟迪克十分魁梧，体重足有250磅。他站起身，二话不说把我抱起来，转了个圈儿后又放在椅子上面。这时，人群中忍不住爆发出笑声。后来，在牧师短暂的布道过程中还有人不时地发笑。对此，人们可能认为我们家太缺乏教养了。
我们隔壁的邻居伊丽是一位朝气蓬勃的寡妇，她直言不讳地说她在物色男人。有一次邻里间举行聚会，我去卫生间方便，我坚信不会把她豪华的设施弄脏，因为很久以来我已经习惯于坐着而不是站着小便了。然而，我把一大摞纸巾碰翻到洗手池里。对此我毫无察觉，直到水涌了上来，我摸到一大团软绵绵、湿漉漉的东西时才感到不妙。我叫人帮忙时，大伙儿哄堂大笑。伊利打趣儿地说我是故意的，原来每一张湿淋淋的纸巾上都印着一个裸体女人。
说起来你也许不信，我重新开始了早在孩提时代就放弃了的钢琴课。雪莉和我一起学习。贝蒂祖尔克两周一次地来我家教我们二人弹琴，她是一位很有天赋的女子。对于雪莉，她采用的是传统式教学方法，从车尔尼到莫扎特，按步就班地练习。对于我，她采用的是彻底的实用主义方法。我喜欢快活泼的作品，如斯科特乔普林的钢琴曲。她煞费苦心地把双手弹奏的音符分别录到录音带里，并且加上解说哪里是五度音程、哪里是属音和弦、哪里是三连音等等。我们总是以升F调弹奏，因为它的第一个音符是钢琴键盘上的一个良好起点。我一个片断一个片断地学，然后把整个乐曲合并到一起，这种方法十分奏效。当我为邻居们演奏时，那种自我感觉真是棒极了。
令别人感到惊讶能给自己带来莫名其妙的欢乐。通过声音判断对方的身份永远使人惊诧不已。然而，只有盲人才能真正懂得声音多么具有表现力，它在表达激动、紧张和恐惧情绪方面和面部表情是何等地接近。视力健全的人对盲人善于利用这些细微感觉的能力总是十分愕然。
尤其是孩子们对盲人的行为经常感到困惑。我很庆幸过马路时总有一群孩子为我带路，他们经常自由自在地出入我家。查德喜欢带我四处游逛，至少我认为他喜欢如此。当变形金刚一类的玩具在孩子们的世界里风靡之后，他们经常把它们的活动关节扭得奇形怪状，然后让我通过抚摸说出他们创造的形象。变形金刚能够锻炼人们的想象力，所有造型都能改变，既可规规整整，也可毫不对称，确实很有趣儿。
视力健全的人无法充分体会触摸的快乐。彻底失明数年之后，赫尔终于懂得了这个道理：“我逐渐发明出一种用双手‘端详’的艺术，我喜欢反复拿起一个美丽的物体，或者捧在手里仔细把玩，用心揣摩它的每一个细节。”在博物馆里，人们允许盲人用手触摸雕塑。亨廷顿图书馆的斯科特画廊首次对外开放时，一位对其他观众十分严厉的保卫人员破例请我用手抚摸雅各布爱泼斯坦创作的艾伯特爱因斯坦半身塑像。我的手指像眼睛一样仔细地欣赏那座青铜雕塑，它们慢慢探索着上面的每一个阴影，充分体会着作品所要表达的力量、挑战、独立精神和聪明睿智。透过坑坑洼洼的金属表面、通过抚摸大刀阔釜塑造出的头发和缕缕皱纹，我感觉到了作品人物的伟大智慧。
我脚上的灰袜子既没使我变得多愁善感，也没使我感到罗曼蒂克，而是尽量让我取得最好的结果。我可以十分沉着地穿过熟悉的走廊，只有一次偶然碰到了墙壁擦伤了皮肤。如果声音能够成为媒介，我会尽量利用声音。雪莉根据鸟的羽毛判断它们的种类，而我则要学会听懂它们的歌声，我们是一对十足的爱鸟夫妇。我购买了一套根据“彼得森指南”录制的奥杜邦协会3的鸟鸣录音磁带。我一遍又一遍地聆听山雀和鹪鹩求偶和交友的鸣叫，一次又一次地模仿它们的叫声。我想辨别其中的区别，但始终没有成功。我能欣赏西班牙语和德语的对话磁带，但鸟语录音却永远和我无缘。
我想，这种努力也许是一种病态表现，是我对失明的反应。既然事情要向这个方向发展，那也只好听之任之了。我的职业不仅薪水优厚，而且成为了一个避难所。我对办公室的环境熟悉之极，除了我之外没有人会动它一草一木，我在那里没有失明的感觉。那里是我实现工作愿望和获得报答的所在，它能满足身患残疾的精神病学家阿诺德贝瑟想认真生活的强烈需求。我甚至幻想学生把我的话奉为金科玉律，相信确实有人需要阅读我的大作。学校对我的教学表示满意，晋升也不失时机。我所写的书评受到人们的称赞。然而，我是否已经停止怀念往日的光明了呢？至少我已经不再多想了。我已经做好充分准备，雪莉和我一样，准备和失明陪伴终生。
穆勒医生离开了诊所，接替她的温特斯大夫一年之后也步其后尘。1979年，我的病历移交到一名我后来为之倾倒的医生手里，不过当时没有任何预感。我的新任眼科医生，珍妮基利恩，是一位已婚的爱尔兰女士，她欢快而年轻，有三个小孩。有一天，我终于从她办公桌上的相片里看到了他们，但那已经是后来发生的事了。她的声音充满欢乐，胜过灵丹妙药，那是纯洁的微笑，令人信心百倍。
第三章 导盲杆一族
20世纪60年代，当我最好的校正视力下降到20/200时，实际上已经失明了。这是美国广泛采用的定义。然而，我拒不承认瞎眼的事实，我不认为这是失明，尽量避开这个字眼儿。我巧妙地向别人和自己隐藏这一缺陷，我喜欢对别人讲，我的眼睛有毛病，甚至说我有视觉障碍。然而不久，我的视力下降到比20/200还惨的地步，除了“失明”二字之外，几乎找不到任何其他措辞了。正如艺术家安德鲁波托克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典型的噩梦式词汇，盲人拿着要饭的铁筒，无依无靠，前途渺茫，是人类没用的垃圾。”当波托克第一次听到人们称他为瞎子时，他恨不得放声尖叫。
我第一次拿起导盲杆的时候也有过同样的痛苦经历，我不情愿，内心极其反感。尽管从安全角度出发确有必要，但我很多年一直拒绝使用那个象征怯懦的标志。这个现象几乎是一种共同反应。艾伯特瓦伊达用雨伞代替可怕的导盲杆，当他不得不使用后者时，他把那把倒霉的雨伞埋在了花园，并为它举行了一个庄严的葬礼。瓦格纳女士痛恨她的导盲杆，她说自己是“十足的傻瓜”，称她的杆子为“真正的废物”。她走路时从未掌握好用它前后刷地的节奏。有一次杆子一头插进了裂缝，另一头扎进了她的肚子。她迷路时，导盲杆对她没有起到任何帮助作用。而“最坏的是”，她说，“我拿着它好比打着一面宣扬自己是盲人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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