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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念过去失明的岁月吗？毋庸讳言，盲人确实有一些优势。据我所知，看不见外界有利于思考，用瑟伯的话说就是“做盲人有注意力集中的好处”。然而，我和他的情况不同。瑟伯几乎完全失明后凭借大量的生活积累，从过去的记忆中反复挖掘新鲜题材，组成故事和硬笔漫画。作为《纽约人》的一名盲人撰稿人，他的成果甚至比失明之前更出色。正如他所说的那样：越来越依靠出色的记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内在的世界里”反复修改他的腹稿。
重见光明后，我的内在世界几乎荡然无存，注意力经常受到各种外界干扰。我发现参加会议时不像以前那样精神集中了。我不停地打量身边的一切：我留心发言者身后摆放着什么书、观看桌子上的文件或书籍的护封、端详着闪亮的咖啡具和杯子上印的字。学术会议要求花大量时间认真听取别人的发言。过去我能很轻松地跟上发言的要点，如今发言者依旧，但他身后的窗子外却有一棵随风摇曳的大树。我在欣赏窗外美景的同时忘记了身在何处。我读过历史上很多有关复明后产生心理抑郁症的记载。心理学家解释说，这种紊乱与视觉突然过于丰富和感官同时持续作用有关。
失明期间，我的其他感官是否变得更加敏锐了呢？在此，我对胡尔的说法表示怀疑。他说失明以后，他的面部和手上的皮肤对光线变得异常敏感，只要把脸对着灯的方向就能知道出它是否开着。比亚诺夫说，他拉着心爱姑娘的手时能知道她的眼睛什么时候闭上。吕塞朗声称他的手特别有灵性，比以前更柔软，对大小、重量和压力感觉得更准，当他用手触摸物体时，物体同时也在触摸他。吕塞朗说的这一切，无疑已经超出了黑白比白色更能吸收阳光的热量一类的范畴。对此，我只能认为他的这些话是对第六种感官的描述，即所谓的特异功能。
“树木和岩石把它们的形状像手指在蜡上留下指纹一样传给我，”吕塞朗说。他简直是圣方济的化身，圣方济恰好也是盲人。
我可以证明，盲人能对障碍物能够有所感觉，这一点和蝙蝠有些类似。他们能感觉出障碍物的大致形状或所谓的“面部视觉”。波托克认为这是因为物体有“视频辐射”和“声音阴影”的缘故。吕塞朗说：“失明好比一付药，它使某些感官得到加强，经常使听觉和触觉突然变得敏锐起来。”
我认为，对于盲人感官增强做出最好解释的人莫过于拉塞尔了。他既不用导盲杆，也不用导盲犬，然而却能准确地辨别出方位和距离。他依靠的是脚步发出的回声。当两只耳朵不能同时听到回声时，他就调整头的方向直到两耳能够同时听到为止，以此辨别面前出现的物体。他知道声音从他脚下传到他的耳朵时所需的时间和它们之间的距离，然后将其与物体发出的回声相比较，从而判断出物体的距离。研究认为，盲人对物体的感觉是通过声波和听觉实现的，拉塞尔的说法为其提供了证据。此外，没有任何研究说明盲人不具备辨别物体的能力。
我不敢说我也有这种敏锐的感觉，只记得自己在游泳时的感受。每当我游到池边时都能预先知道，因为水的声音向我发出了警告，强度达到了构成“面部视觉”的程度。这一点对于明眼人也是如此，他们只要闭上眼睛就能有所体会。瓦格纳同意我的看法，她说：“你听不见的声音，我也听不见。”即使失明能使其他感官有所加强，那也主要是盲人努力的结果，心理变化居其次。
然而，如果有些盲人确实具有出类拔粹的敏锐感觉，那也是天生失明使其然。我成年后失明，竭尽心力地培养这种感觉犹有不及。掌握面部视觉宛如学习一门外语、好似锻炼肌肉、好比年轻人明亮的双眼，越年轻越好。
失明期间，我从未有过感觉得到加强的体验。我知道，全国盲人协会一定不会同意我的观点，认为我受到了有害的蛊惑。然而我的感觉恐怕恰恰相反，非但没有加强，反而萎缩了，就像一部没有小提琴的交响曲（或用吕塞朗的话说是琴弦松垮垮的）。我经历了心理学家乔安·勒梅斯特（本人患有多发性硬化病）描述的很多感情阶段，例如对医学的无能为力感到气愤、对“幽灵般的自我”感到沮丧（“如果不失明我会干出一番大事业”）、在命运无可挽回的情况下重新调整自己的精神状态、重打鼓另开张等等。即使我产生过感官不完整的想法，那也不过是一个阶段而已。但我确实认为，这一过程肯定会使人的性格有所改变。胡尔失明四年之后，他感到胆子变小了，在酒吧中既不能、也不愿意和陌生人交往。
我发现自己失明时很难对陌生人找到感觉，需要通过名字而非面孔慢慢体会，因此我理解胡尔变得怯场的原因。我认为，随着背景的消失，头脑中对各种事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视觉永远是一种诱惑。在我失明的十五年里，我对视觉世界逐渐变得淡漠了，不像开始时那样执着。人和环境的视觉形象似乎离我远去，无关痛痒。正如胡尔所说，“已经开始习惯在另外一个世界里生活了”。这一点也说明了提瑞西阿斯变性后在性格上发生的变化。
谈论什么是完整的感官无异于自寻烦恼。我发现，在探索原子和星云一类的问题时，即使五种感官皆在也是不够的，在这种情况下，谁又能说四种感官不健全呢？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改变的只是定义，即所谓的完形概念，而非基本内涵。失明在此应当重新组合成为一个整体，一个在新的局限内的完整单位。舍维尼举过一个例子说：一辆四轮马车坏了一个轮子，把剩下的车轮移到中间，马车还可以行走。蜥蜴失去尾巴后体型发生了变化，但行动却和完整的蜥蜴相同，没有什么两样。
这里，不妨假设有可能对感官的完整性重新定义，因此我们回过头来继续讨论刚才有关盲人优势的问题。残疾是一位伟大的老师，如果你是一名听话的学生，她会让你懂得什么是自豪、虚荣和限制。我十分欣赏拜塞尔对问题的回答。别人问他，瘫痪多年以后假如能够重新行走将会怎样？对此，他反问道：“那么我将为此放弃什么呢？”他的回答并非盲目乐观，而是一种明确的表示：欢乐总是伴随着悲伤，两者永远同在。
我怀疑盲人对流离失所的人有一种更亲密的感情，克拉克无疑就是这样：
我认识那些在垃圾桶里捡垃圾和在门道里过夜的人。他们经常和我交谈。有人可能躺在肮脏的地上认为残疾使我进入了他们的行列；有人也许会说我还无权走入他们的阵营。
那些权力的外部象征，如卡迪拉克和布鲁克斯豪华套间等，对盲人来说没有多大作用。盲人只有亲自接触到有权势和受歧视的人之后才能对他们有所认识。我不知应该如何对此进行一步阐述。很早以前我就是一个心肠软弱的逍遥派，并非失明使其然。我知道，有些事眼不见心不烦，例如蓬乱的胡须、肮脏的衬衫和各式各样的鼻子等。一些让人产生偏见的因素失明后看不见了，我想这也许算得上是一件好事。因此，有人把正义比喻为盲目一定有其道理的。
我经历过依赖别人和听任摆布的痛苦阶段。我希望自己从来没有祈求和希望过别人帮忙，但我在内心中还是不情愿地悄悄这样做了。有时，我最大的心理负担就是感到自己必须接受明眼人的帮助，否则将一事无成。我必须使用盲人手表、必须等待朗读者或者司机的到来。有时我必须多等半个小时，否则就会耽误别人的时间。无论我多么渴望自由、多想写自己的书、多想自己讲课、多想为自己的家庭尽一点义务，但都无济于事。我在日常生活中只能把自己放在首位。失明使人产生依赖与合作的意识，好比一种衬衣，故意把纽扣缝在背后够不着的地方，藉此培养人们互相帮助的习惯。
回顾过去，这种依赖只是我在向明眼人寻求帮助方向迈出的一小步。盲人是最需要依靠别人的群体，或多或少地说明了人类的共生关系。拜塞尔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尽管我们看不到别人，但并不孤单。”我想，他的话无非是要说明没有眼睛能更容易看出人类的亲情。假如如此，我可以告诉他，视力恢复后他能看得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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