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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内兹十分害怕，一想到要进行静脉注射和测量血压便全身发抖，因为这些使她想起了以前一次噩梦般的手术。我们并排地躺在床上，测量脉搏、呼吸、体温和血压，然后用药。我含混不清地向她讲述我一年前的手术情况，她听了之后似乎不那么紧张了。她生于特立尼达，嫁给了一位瑞士人，并且对她的七个孩子感到十分自豪。静脉注射减少了她眼中的泪水。我很高兴她在我以前进行手术，减少了她担惊受怕的时间。
对于我，准备工作好比故友重逢。打针的护士多洛雷斯说她还认识我。当然，去年我只是感觉到她，因为那时我看不见。麻醉师戴夫听说过“阳光先生”的事，把我像一个知名人士那样介绍给大家。（别人记得你，你又有什么办法呢？）
在手术过程中，我看到了所有设备，看到了升降式的显微镜和血压监视器。我看到了一张张俯在我身上的戴着口罩的脸，去年我只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如今我用那只好眼看到了基利恩医生，她穿着一身黄绿色的大挂，不像我过去想象的那样是白色的。她向瞳孔内观看。她说散瞳不够充分，因此要格外小心（指切除扇形虹膜）。手术的第一步往往是最关键的。
然后她动手开刀，我觉得她离我很近，仿佛就在我的眼球外面。我害怕之极，然后便失去了知觉。麻醉师把我麻醉了过去，这次，我没有看到蓝色原野上跳动的光线，也不知道它们是否还在那里了。
尽管我隐隐约约地记得我在恢复室里喝了两小碗汤，但我真正记起的第一件事是我在当天晚上在自己的床上醒来之后。雪莉说，我曾经和基利恩医生说过话，自己穿好衣服，然后从轮椅上走进汽车，到家后，我脱掉衣服，在雪莉的帮助下上完卫生间，然后上床睡觉。然而，我对这一切完全失去了记忆。
4月17日，受难节1。早上11时，我和伊内兹又在基利恩医生的候诊室里再次相逢，和她一起来的有她的她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外孙女。帕特为我解开绷带，她和去年一样穿着一件宽大的连衣裙。动了手术的眼睛几乎看不到任何东西，只是从左边看到了一些物体发出的光。由于结核病变的缘故，这次手术没有植入人工晶体，要等下一次手术才行。右眼植入的人工晶体的屈光度为13。目前人工晶体的最大屈光度是30，而我的左眼却需要43度的晶体。
由于角膜还处于肿胀的发炎的状态，因此基利恩医生看不到眼底。可能的情况是，由于结核病变，视网膜多处发生褶皱，阻碍了光线进入视网膜的某些区域。只有等几周之后，眼内有了好转，我们才能掌握更多的情况。
基利恩医生说，以后可以通过配戴高度隐形眼镜藉此增加一些视力，这种眼镜是儿童切除了先天性白内障之后经常配戴的。我发现有一些黑点儿在视力下方浮动。基利恩医生说，那是气泡造成的结果，几天后会完全吸收。
伊内兹的情况不错。解开绷带后她便清楚地看到了她的女儿和外孙女。我告诉她，过几个星期视力还会好转。现在她可以放心大胆地签字，准备在六月份摘除另外一只眼睛里的白内障了。
4月18日，圣星期六。昨晚眼睛很疼，直到今天早上仍然严重发炎。然而洗净眼睑之后，雪莉说眼睛看上去不那么红了，也许吃早饭时会比昨天看得清楚一点。然而除了左边看到的一些浑沌不定的光线之外，仍然一无所有。
失望！扫兴！和去年手术后相比尤其如此！奇迹往往引起人们不现实的奢望。手术前没人给我更多的许诺，但另外一只眼睛却好得远远超过了我的期望。我必须闭上我的那只好眼睛想一想，玛丽·伯顿即使能看到这团云雾也一定会欣喜若狂的！我一旦睁开眼睛便可以写日记，我能看到纸上一行行的字迹，不用像一年前那样仍然需要叮叮当当地敲打盲文机。明天我可以自己开车去教堂，不会像过去那样手握导盲杆被别人远远甩在身后了。振作起来吧，朋友，难道这一切还不能使你满足吗？
4月19日，感恩节。圣乔治教堂里的庆祝仪式举办的十分成功。除了基恩神父之外没有人知道我动了第二次手术，这正是我所希望的。然而，我还是告诉了玛丽·伯顿并祝愿她感恩节愉快。她扭过头，似乎要和自己一年前说过的话作对似地说“希望永远存在。”
4月20日，星期一。昨晚眼睛很疼，似乎是眼药膏在作怪。我怀疑是不是因为切开的虹膜晚上在膨胀的缘故。白天疼痛减弱。眼睛仍然很红（用雪莉的话说是“血红的”）。但我确信我比昨天看得清楚一些了，或许只是我的想象而已？我发现走路时闭上我那只好眼后看到了一些粗糙的图案（白墙、图片、床铺和厨房的桌子等）。
4月21日，星期二。昨晚几乎没有感到疼痛。我打电话给基利恩医生的护士帕特，询问眼睛为什么仍然发红。她说是眼内轻微出血的结果，几天后会自然消失，不用担心。视力依然如故。
4月22日，星期三。早上去校园和办公室。视力可能有所好转。我能用左眼看到白墙上的手指。
4月24，星期五。今天基利恩医生十分高兴。事实上，直到我们离开之前她可爱的面庞上一直挂着笑容。检查结果没有发现葡萄膜炎，尽管无法完全看清视网膜上的癍痕，但基本上完好无损。帕特护士记录下视力检查结果：三英尺外可以看到手的移动。基利恩医生认为，鉴于目前角膜依然肿胀，因此以后的视力还会好转。由于怕影响恢复伤口，没有测量眼压，但估计不会太高。
我问基利恩医生将来是否能移植人工晶体。她回答说，由于晶体的作用不大，因此不愿再对那只眼睛做任何手术。但如有必要进行角膜移植，倒有可能随便移植晶体。她寄希望于八周后配戴永久性儿童隐形眼镜，与玻璃眼镜同时使用。
我可以洗头发，但不要做任何运动。
4月25日，星期六。我的视力为我创造了一个彼此分割的世界。我的左眼看到的是莫奈1笔下干草垛上的迷雾或杰克逊·波洛克2笔下的混乱朦胧的状态；我的右眼却使我欣赏到威廉·哈尼特或诺曼·罗克韦尔3细腻的作品。我在这两个世界的伴随下在山坡上漫步，四周的景色随着我的思绪随时变换，或者像一只鸟一样看着两个互不融合的画面。在左眼的视力中有一种中间的部分，它不如外部边缘那么清晰。外面的部分如今经常让我想起一年前我刚刚解开绷带时的情景。
晚上我们参加了由约翰·菲利普斯、阿奇·格蒂和萨拉·斯特奇为沙伦·塞林杰举办的聚会。当他们向我询问有关手术的情况时，我借着酒意作了一番十分乐观的讲演，不知道别人是否相信我的话。
4月26日，星期天。眼睛非常不舒服，视力似乎没有任何好转。尽管亲戚们打来了电话，但生日过得仍然很冷清。我们去了教堂。晚饭后格雷伯一家到我家品尝雪莉做的蛋奶酥。
5月11日，星期一。基利恩发现角膜康复得非常好，但仍有轻微的水肿妨碍光线完全进入视网膜。她发现的一切都是令人鼓舞的。右眼眼压为17。她说话时仍非常乐观。她说6月1日可以验光配戴隐形眼镜。现在可以游泳，但要避免眼睛进水。可以进行体育锻炼。睡觉时朝左，可以不用眼罩，不用上软膏，但要继续滴眼药水。
对于目前的状况，我不知道应该失望还是欣喜。但我怀疑我的情绪使我的日记逐渐中断了。自此以后大约一个月没有记日记。
7月13日，星期一。在配镜师的指导下我戴上了专为左眼定做的隐形眼镜。
下午，我看到了基利恩医生。她帮我重新摆正隐形眼镜的位置，因为它已跑到眼睛上方去了。说实话，我感觉不到眼镜是否处于中心的位置上。然而，手术对于她来说十分成功，角膜恢复得很好，没有任何并发症。几周前为了使眼睛更加润滑，她在我左眼的泪管里放入了一个泪管塞，为了避免刺激，这次将其取出。从今天起，我每天使用氟甲龙眼药水（一种效力较弱的可的松类药物）。
右眼的眼压为17。视力检查结果又一次使我们感到惊讶：尽管十分费劲，我居然能看到20/30水平上的两、三个字母了。
7月14日，星期二。验光师在我配戴了一夜隐形眼镜后为我复查。他验完视力后宣布说，我左眼的视力目前为20/750，是配戴隐形眼镜之前的两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