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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甚远。以至睡眠也各不相同，阅读也是相异的。如果说菲贡是幸福的，那是在他坐牢的时候，他在监狱里曾经担任图书管理人，筹划写一本关于牢房有如侵入私室进行盗窃的书。写这样一本书，在他看来就必须改变社会。菲贡失败了，因此只有死去。他的死是因为未能把他对监狱的认识传布给其他的人。菲贡把禁闭在监狱中的人日常生存状况作了极为精确的描写，凡他所住过的监狱全部组成人员中第一个人，从法官一直到检察官全部法国司法机构的Curriculum vitae①，他都了解。但无济于事，没有用。坏就坏在菲贡对有关事件的那种忠实的诚挚，菲贡的纯洁，那是无疑的。他深深陷入事实的真相、现实的泥潭不能自拔，他是被毁了。如果菲贡避去自身的经验，另行设计，特别是去掉个人色彩，也许他不会绝望致死。他应该运用手段，为了别人把自已经受到的一切加以改装。他每天过的自由生活反把他拖回到监狱的日常生活。他怕的是遗忘。毫无疑问，在监狱的现实中有那么一种类似接受考验加入教门和我们这些所谓“体面人士”所要求的考验的确完全不同的测定标准。有关细节我还想得起来。甚至一个微不足道的要求也必须大吵大闹、威胁、耗费时间才能获得。三十年以来，监狱里始终没有电视机、收音机，我相信只有香烟可以卖给犯人。仅此而已。
①拉丁文，本文意为履历。
写好上面的文字重读一遍，我还想再写几句。我说菲贡从来不曾感到幸福除非是在监狱里面——我还应该补上一句：取得自由以后他期待的仍然是监狱里的那种幸福。自由，他在弗雷纳监狱倒是体验到了。不在监狱要体验自由的幸福，幸福也就丧失不存在了。事情可能永远都是这样。
瓦文萨的妻子
我把新闻记者看作是话语手册，制造话语的工匠。新闻只有按照激情的方式发挥出来才说得上是文学。库尔诺的文章早已列入戏剧讨论方面最好的一本书。有时，在一份日报上，也会意外出现一篇文章，特别是在司法或社会新闻栏目上。有一位塞尔日·达内，也许在有关网球运动方面，他可说是一位作家。塞尔日·朱利也是一样，他的文章出手很快，的确是一位作家。还有安德列·方丹。
有一次戈达尔在“七日谈”节目中发表谈话，说的是他对电视记者的想法。你还记得：那是关于瓦文萨获诺贝尔奖的事。瓦文萨的妻子代表她的丈夫到斯德哥尔摩去领奖，她的丈夫遭到波兰政府禁止不得前往；关于这件事戈达尔对新闻记者说：“瓦文萨的妻子前去领奖，她当时处在画面的中心地位，你们“南华”称《庄子》，唐天宝元年始以《庄子》为经，称《南，电视台记者，在他们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位十分美貌的女子，可是，出乎意料的是，你们，你们却被隔开一个距离。但你们为什么被隔开一个距离呢？甚至你们也并不知道。我说：那也许恰恰是因为她非常美丽的缘故。”戈达尔还加上说：“因为她不是一个人体模型，也不是一个女明星，她们的职业才是让自己展览的。”
戈达尔说了应该说的话。
这位年轻的波兰妇女代表她的丈夫亲自去争取那样一份奖励，确实是一个美妙的想法。事实上，那种事本来可以叫人厌烦死的。颁奖仪式全部过程。人们所能等待的是就近一睹这个女人的风采。这种事还不曾发生过。有关这一点，是十分奇怪的。似乎有某些镜头焦距、某几个角度在新闻报道中是被禁止的。似乎为了不要让新闻报道失效，倒霉，就只能从这么一个固定死的途径去搞；仅仅以表现瓦文萨的妻子出场为原则，不表现她的美。
一项真实的信息本应该把这个女人展示出来，因为瓦文萨的妻子就是这样一个女人，瓦文萨所爱的女人，这是比瓦文萨还要多出一些的什么。他的女人，在那一天，那无异就是允许你上溯一切、追溯与她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事实全部的一份证书。好比一座森林，是不可能和一个从中穿行而过的人相分割开来的，也可能是在被杀死之前穿过森林的，又好比是一袭裙衣，一头长发，一封信，岩穴深处的一片印迹，电话网络中一次说话声。一项真实的信息，既是主观的，又是触摸得到的，是一个已确立的形象，写出的或口头的，又永远是间接。
有时我还想到那种倾向性的新闻报道，尽管已经凋敝不堪，却也可说是很好的新闻事业，至少它改变了愚昧，它让人会怀疑对有关事件的那种说法。人们去看它，正是为了去纠正它。人们借此可以建立自己的主张。我讲到这件事说来真是可悲，在电视为攻击斯德哥尔摩和波兰那匹小马竟搞出如此恶劣手法。瓦文萨的女人啊。
电视与死亡
这是由米歇尔·富科的死引起的；米歇尔·富科死了。在他死去的第二天，人们在电视上看到有关他在法国学院讲课的报道。他的声音几乎听不到，只有隐隐约约吵吵声。声音本来是存在的，但被记者的声音掩盖下去了，记者说那就是米歇尔·富科在法国学院讲课的声音。过不久，奥尔森·韦尔斯死去，照样再来一遍。人们清楚听到一个声音大声说你听到这听不清的离得很远的声音是刚刚去世的奥尔森·韦尔斯的说话声。这已经成为每一次著名人物逝世的例行公事了，逝者谈话的形象被记者的声音覆盖淹没，记者说人们听到的就是刚刚去世的某人某人的声音。这无疑是有关部门主管的一大发现，让记者与死者同时讲话，为继后播放节目省出一分钟的时间，节目也不一定是体育节目，而是其它不同于一般的、消遣性的、有趣的什么东西。
在法国，我们简直无法与电视记者接近，无法对他们说：抢在面带戚容的微笑确定时刻前面以气象预告容光焕发满面微笑作为抵押来加以炫示，那是不应该的。也是做不不到的。人们只好另辟蹊径，如做出两种神态之间的某种神态知识型，它以相似范畴作为组织知识的基本原则，这时人仍，一种什么也不是的神态。设法让报道形成一个非同寻常的事件，也是做不到的，尽管上司有这样的要求。但是职责所在，无论如何都要求保持心情愉快。报告地震，黎巴嫩凶杀，著名人物死亡，大客车发生车祸，愉快心情也只好丢开不顾了，你呀，你居然还急于寻找喜剧性新闻呢，对于车祸的喜剧性报道，你自己就会笑破肚皮。要是这样，你可就完蛋了。你夜里休想睡得着。你说了什么，你自己明白。弄出彻头彻尾的滑稽电视新闻，你就会把情绪搞得一落千丈。
除重大事件如名人死亡、诺贝尔奖颁奖、议会选举以外，在电视上一般也看不到什么。没有人想到电视上去讲话。讲话讲就是了。这就是说：不论什么事，譬如一条狗被压死，也会让人浮想联翩，创造性地移想于宇宙万物传习录明王守仁著。分上、中、下三卷。包括与门人问，人们有这种奇怪的灵智，而且普及面很大，这就是一条狗所能引出的效果。应当说，我们是顾客，电视机买主，纳税人，可是我们看到的却是电视上的失误和事故，于是政府人员和月薪上千万的记者跑出来讲话了。希拉克①在1984年书展开幕式上说他读诗是因为诗短小，对经常乘飞机旅行的人十分适用，还有一个什么人宣称黑白电视在某一规定时间开播最好不过。我也曾在电视上听到说起《广岛之恋》②，阿·勒内和雅克莉娜·迪瓦尔的著名影片。我还听到谈及《英国情人》③，由著名女演员马德莱娜·巴罗尔主演。”这个羞怯的小姑娘不久前也去从事电视演出了。
①巴黎的市长，曾任总理。
②作者1960年发表的电影剧本。
③作者1967年出版的小说，1968年出版的剧本。
人们不停地听那些不扮演什么角色的人说出本色语言，听他们讨论时事，如果是这样，电视也许就让人无法接受了。他们不可能有什么变通，稍稍拉开一点距离，总是本色，过分的逼真。你只有在电视机前正襟危坐。当有些记者准确谈到我们所希望了解的1986年12月令人惊叹的大学生罢课前途将是如何，人们都在为记者捏一把汗。人们真想热烈地拥抱他们，给他们写信。他们的声援和学生罢课运动汇合成为一体了。这种事是前所未有的。1986年12月在法国就出现过这样的情景。全巴黎都在谈论这件事，就像谈论罢课一样。这的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