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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今看:从诸葛亮到潘金莲 -王溢嘉著-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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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志·蜀志》里说,孔明初治蜀时,“益州承刘璋暗弱之后,士大夫多挟其财势,凌侮小民,亮一切裁之以法”,法正以“用法太严”相谏,孔明说:“今吾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法,为政之要,于斯着矣。”

  在第一次北伐时,马谡违背调度,致有街亭之失,孔明挥泪斩了视如己子的马谡,大家以为可惜,孔明流涕道:“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杨干乱法,魏绛戮其仆。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耶!”

  由这两则记载,我们多少可以知道,“历史的孔明”基本上是一个“法家”的信仰者与实践者,而他的这种信仰与实践多少又给人一种缺乏弹性的感觉,特别是在蜀中已严重缺少将才,他却挥泪斩了马谡这件事上。孔明似乎是个“法”的迷恋者。

  “若复废法,何用讨贼耶!”这句话里的“法”,还有“法统”的意思。在《出师表》里,他对刘禅说:“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他欲讨伐的是取东汉而代之的“魏”,欲兴复的是早已失去民心的“汉”。孔明和姜子牙、张良、刘伯温等“军师”最大的不同点是,前者是要打倒一个腐败的政权,而孔明却是想维系一个已经名存实亡的“法统”。

  在政权交替时,总是会有“法统”的问题出现。蜀汉在三国中国势最弱,而刘备刚好是汉王的后裔,蜀汉坚持“正统”的名分当然有其苦衷,但“天下岂永远是姓刘的”?这种坚持实亦含有“迷恋”的成分。在《后出师表》里,有“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这样的句子,它虽然可能是伪作,但却相当传神地表达了孔明基本的政治立场。

  刘备临死之时,托孤于孔明,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刘禅事实上是个昏君,而孔明一直对他忠心不贰,《出师表》里说:“受命以来,夙夜忧劳,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忠义之情,跃然纸上,读来确实令人落泪。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即使曹丕再有才德,仍是他欲讨伐的“贼寇”,即使刘禅再昏庸,仍是他欲事奉的“明主”,这多少也是对“法统”的一种迷恋吧?

  我们假设一种情况:如果当初“三顾茅庐”的不是刘备,而是曹操,孔明会不会“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呢?笔者认为不会,因为它不符合孔明的政治立场。

  一个迷恋“法”的人,并不见得会迷恋“法统”,这里面还牵涉到一个更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孔明的“人格形态”。

  一个拘谨、戒慎的英雄

  作为历史真实人物的孔明,与作为文化原型人物的孔明,在性格上有着很大的差距。《三国演义》里的孔明,“羽扇纶巾”,有着从容、潇洒的人格形态;但《三国志》里的孔明,却“夙夜忧劳”,有着谨慎甚至拘谨的基本特质。他在《出师表》里说:“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这固然是在反映刘备的知人之明,但也可以说是孔明的自我表白。

  《三国志》作者陈寿对孔明的评语是:“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成之干,优于将略”“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与!”这种说法跟《三国演义》里足智多谋、用兵如神的孔明,简直是南辕北辙,历来也有不少人说陈寿是“以成败论英雄”,但笔者认为陈寿的话应是可信的,因为拙于“奇谋”与“应变力”正是一个“谨慎”人格者应有的行为反应模式。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谨慎的人会屡出“奇兵”与“险计”的。

  在第一次北伐时,魏延建议率精兵五千出子午谷,奇袭长安,“则咸阳以西,一举可定也”,孔明却认为此非“万全之计”,太过“冒险”,而未予采纳,这正是他应有的作风。至于挥泪斩马谡所表现出来的“拘泥于法”,也有几分是他的拘谨性格所使然。

  孔明身为丞相,却事必躬亲,连会计账册都自己查核(躬校簿书),当时杨就曾进谏:“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一旦尽欲以身亲其役,不复付任,劳其体力,为此碎务,形瘦神困,终无一成。……今明公为治,乃躬校簿书,流汗终日,不亦劳乎!”孔明虽感谢他的忠言规劝,但还是无法完全改变他这种习性。笔者认为,孔明之所以要事必躬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并非想“大权独揽”,而是同样出于“谨慎”这个根深蒂固的性格问题。

  如果我们能承认,“谨慎”乃至“拘谨”,是孔明人格的核心样貌,那么就较能理解他的政治立场,“迷恋法统”可以说是此一拘谨的投射。

  他的这种性格,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的孔明”何以会让刘备“三顾茅庐”?《出师表》说:“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孔明在南阳时与徐庶等人交往,常自比管仲、乐毅,有人因此说既然自比管、乐,又为什么说“不求闻达”呢?这显然是在“说谎”或者“面冷心热”。但若从他基本的人格面来考虑,一个拘谨、戒慎的人,通常也不是豪迈、主动的人,自比管、乐是心中炽热的理想,可惜“心热脚软”,孔明无法像豪迈不拘的李白一样上万言书,大剌剌地说“生平愿识韩荆州”般,向他的“刘荆州”毛遂自荐。

  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孔明不会“自我推销”,难以“主动站出来”,“积极开拓自己的人生”,而只能被动地等待刘备的慧眼来认识他这个“拘谨的英雄”。这也是笔者认为,在“三顾茅庐”这件历史公案里,孔明所具有的“真正心态”。

  天意、时势与英雄

  陈寿在《三国志》里说:“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利,开诚心,布公道……循名责实,不齿虚伪,邦域之内至于终,咸畏而爱之,刑法虽峻无有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这样的褒语来自“敌国之臣”的史笔,殊属难能可贵。孔明的确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贤明宰相,也留给后人无限的景仰与怀念,民间百姓透过《三国演义》去认识“文化的孔明”,这个孔明有着接近“神”的思想与性格,乃是三国时代的第一号英雄人物。他的无法“匡复汉室,还于旧都”,完全是碍于“天意”。在六出祈山后,司马懿受困于上方谷,孔明夜观天象,悲愤地发现自己的“将星欲坠,阳寿将终”,而以祈禳之法,“谨书尺素,上告穹苍,伏望天慈,俯垂鉴听”,增加他一纪之寿,则他必能“克复故物,永延汉祀”,“非敢妄祈,实由情切”,但最后魏延踢倒了延命灯,孔明不得不“弃剑而叹”,吐血而死。

  读者读到此处,不掩卷太息者几希!虽然大家明知这个“文化的孔明”乖离历史,是虚幻的,但大家还是喜欢这样的一个“孔明”和他的“英雄悲剧”。这种“英雄悲剧”固然彰显了孔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风亮节,但其实也反映了一个文化执拗地放纵它的奇想时,尴尬收场的困境:像孔明这样一个不世出的能人异士,怎么无法“匡复汉室”呢?答案只有一个:荒谬的“天意”。但这也是一个荒谬的答案。

  “历史的孔明”确实是个难得的贤相,但要走出文化的迷雾,我们必须“硬起心肠”以较现代的眼光来透视他的思想与人格。从以上对他思想与人格的分析,笔者认为,孔明虽是三国时代的“英雄人物”,但基本上,是一个“时势造出来的英雄”,而非像曹操般属“创造时势的英雄”。这个“英雄”,用现代术语来说,是个“体制内改革者”、“右派的保守主义者”,而他的“坚持法统”与“汉贼不两立”立场,正是他这种思想与人格的总结。外在的环境与内在的心性,决定了他的格局和命运。

林黛玉的爱情、疾病与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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