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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防卫。
樊梨花收薛应龙为义子，横生枝节，但却颇具性的暧昧性。薛应龙原是垂涎樊梨花的美色：“娇娇你果有手段，我拜你为母；若输了我，你要做我的妻子。”在打败薛应龙之后，樊梨花居然大大方方地收了这个对自己有性企图的儿子。难怪薛丁山在洞房花烛夜要疑心：“见我几次将她休弃，她又别结私情，与应龙假称母子”，并逼问梨花：“贱人还说没过犯，我问你，他年纪与你差不多，假称母子，我这样臭名，那里当得起。”薛丁山的想法可以说是一个陷在伊底帕斯困境中的人的“外射作用”：两个人表面上母子相称，但背地里可能有不明不白的瓜葛。
薛丁山“宁死”不娶樊梨花，可以说是对父亲薛仁贵的强烈抗议：父亲远征归来，不分青红皂白就将与母亲相依为命的他“射死”；见他娶了诱逼他成亲的窦仙童，又不分青红皂白地要将他“斩首”。如今，父亲却命令他娶这样一个勾起自己童年残梦的女人！
薛丁山最后和樊梨花成就美满姻缘，是在他误射幻成白虎的父亲之后，而母亲也以扶柩归乡为由“让出位置”来。此一“父死母退”的安排极具象征意义，薛丁山并非取代父亲的地位，升任征西大元帅的是樊梨花，薛丁山只是帅府参将，“帐前听用”。从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在私底下，樊梨花是薛丁山“替代性的母亲”；在公开场合，则是他“替代性的父亲”。他自始至终，都无法成为一个真正成熟的男人。
薛氏父子冲突的缓解
从做儿子的观点来看，薛仁贵、薛丁山、薛刚三代都是“逆子”：薛仁贵“出口”伤父害母，散尽家财；薛丁山屡次违抗父命，并射死父亲；薛刚则因酗酒闹事，间接害死父亲。在重视孝道的中国社会里，编故事者以“上苍的安排”“命运的作弄”来呈现这些严重的忤逆行为，而且明白交代逆子亦受逆子的报应，这也许是为了淡化它的冲击性，逃避意识的检查，但它仍为我们勾勒出缓和父子冲突的一个可能途径。
薛仁贵既是逆子，又是恶父，他在丁山脚下发箭射死自己的儿子。被王敖老祖救活的薛丁山，则在艺成之后到锁阳城救父（及皇帝）。弗洛伊德曾指出，拯救父亲及国王之所以会成为许多诗歌及小说的题材，因为它是儿子在父子冲突中维持其自尊的一种方式。儿子好像在心里说：“我并不想从父亲那里得到什么，他给我什么，我就还给他”，救父亲一命等于偿还了对他“生命的负欠”，这种拯救，保护自尊的成分要重于感恩的柔情。事实上，薛丁山对救父的行动原先表现得并不积极，当王敖老祖告诉他父君被困，要他前往救援时，薛丁山的回答是：“弟子情愿在山上修道，学长生之法。”因此，我们若说薛丁山的救父乃是表示儿子在偿还父亲“生命的负欠”，应该不至于太过荒唐才对。
薛丁山的弑父，像薛仁贵的杀子一样，被安排成无心之过，这固然可以说是一报还一报，但就像前面所分析的，它们亦代表心性发展过程中，伊底帕斯式父子冲突的重演：父亲惩罚依恋母亲的儿子，而儿子则希望从中作梗的父亲“死掉”。
弑父之后的薛丁山，罪孽深重，也成了名副其实的逆子。但他以两种方式来弥补他的罪恶：一是他开始做一个好父亲，对四个儿子都相当友善，即使薛刚“吃酒生事”，他也只是担心，而未见严厉的惩罚。一是在薛刚闯祸后，钦差来拿薛丁山全家时，薛丁山束手就缚；当时陈金定曾劝说：“我们反了罢”，但薛丁山不从。薛刚虽是逆子，但薛丁山却不愿再做恶父，而宁可从容就死以弥补自己也是逆子的罪过。事实上，被他这个父亲怀疑与樊梨花有“亲密关系”的义子薛应龙，等于是他的“替身”，已在战场上被击为肉饼。
最后，薛刚三扫铁丘坟（埋葬薛氏满门的坟地），向父亲悔过，打破了父子冲突的恶性循环。
“伊底帕斯情结”的商榷
在以精神分析观点对薛氏父子的传奇故事作如上的分析后，我们马上就又面临了下面两个问题：一、“伊底帕斯情结”适用于中国文化吗？二、由一堆文字堆砌而成的虚构人物薛丁山，真的有“伊底帕斯情结”吗？
弗洛伊德无疑认为“伊底帕斯情结”具有文化上的“普遍性”，它是人类“种系发生的遗产”。但这种看法可能稍嫌武断，一些左翼的精神分析学家如瑞克（W。Reich）、列因（R。D。Laing）等人，因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倾向于从社会经济及家庭结构来看这个问题，而认为即使有“伊底帕斯情结”，那也是父系——资本主义社会——核心家庭这种制度下的特殊产物，譬如瑞克就说在父系资本主义社会下，父亲是权威人物，白天外出工作，留下妻子在家照顾儿女。大多数家庭生活困苦，全家挤睡在斗室内（指19世纪及20世纪初年的景况），夫妻丧失了他们正常的私生活，欲求不满的妻子遂转而关注自己的儿子，在搂抱怜爱中对失去的夫妻关系作一种“悲哀的模仿”。年幼的儿子沉醉在母亲的柔情中，但他终将发现这种情感是社会所禁止的，在鼓励与禁止的冲突中，儿子遂陷入“伊底帕斯情结”的困境中。
一些人类学的调查研究，也为“伊底帕斯情结”的“普遍性”打上个大问号。譬如马林诺斯基（B．Malinowski）所调查的南太平洋托布伦岛人（Trobriand
islanders），他们的家庭接近于母系社会的结构，而且不像文明社会有那么多性禁制，儿童的性探索及性行为不仅不受禁止，甚至受到鼓励，虽然他们也有“乱伦禁忌”，但却少有弗洛伊德所说的“伊底帕斯情结”及“精神官能症”。托布伦人儿子生活中的权威人物并非父亲，而是母舅；儿子反抗的也是母舅而非父亲，有趣的是，如果儿子做了类似“伊底帕斯式的梦”，那么在梦中出现的“敌手”也是母舅，而非弗洛伊德所说的会自动调整成父亲。
晚近的精神分析学家已用较具弹性的尺度来赋予“伊底帕斯情结”以新义，基本上认为它“可能存在”，但却“因人而异”，而它也绝非什么“科学的真理”。如果我们能采纳这种观点，那么“伊底帕斯情结”能否适用于中国文化就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它已非“文化”的问题，而是“个人”的问题。
从薛氏父子传奇故事的内在结构与内在逻辑来看，薛仁贵长年征战在外，薛丁山与母亲柳金花在破窑里相依为命，这是颇为符合诱发“伊底帕斯情结”的父系社会核心家庭情境的。但薛丁山毕竟是个虚构的人物，像前文这样把他当做一个活生生的人，大谈他的“童年生活”、他的“性角色认同”、他的“爱与恨”、还有他的“伊底帕斯情结”，不是很荒谬吗？精神分析基本上认为，文学作品中的角色乃是作家丰饶心灵与敏锐洞察力的“外射”，而作家又是读者乃至社会大众心灵的“代言人”，因此，分析故事中诸角色的心灵，等于是在尝试勾绘出作家及读者的心灵样貌。质问“薛丁山真的有伊底帕斯情结吗？”也等于是在问“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是否有过类似薛丁山这种恨父恋母的阶段？”“我们对薛丁山的遭遇，是否能有发自内心的一种‘同情的了解’？”
当然，笔者所能提供的并非“科学真相式的分析”，而是“哲学意义式的解释”，这也是当今以精神分析来从事文学批评工作时的主要功能，它要提供的是人类心灵样貌的“丰富”与“感动”，而非“诊断”与“治疗”。
几句感言
笔者以精神分析学说来诠释此类的中国古典小说或民间故事，基本上是想开另一扇窗，丰富中国古典文学的内涵。就像贝托鲁奇（B．Bertolucci）将“伊底帕斯情结”引进电影《末代皇帝》中，以诠释溥仪人生悲剧性的一面般，是为了增加感动，而非制造荒谬。这多少是从西方的悲剧观点来衡量的，但如果我们能借他山之石以攻错，用西方的理论架构来拆解、诠释中国的古典小说，我们就不难发现，里面其实也有着与西方一样、甚至更深邃的悲剧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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