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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的写作更多地体现为欲望、原欲，小说、诗歌、散文中都能写，问题是怎么处理。如果原生态仅仅是一种完全的原生态展现的时候，那么他的价值是有限的。如果一任原欲泛滥，缺乏了灵的介入，诗歌会变成不堪人目的东西。歌德说过，一个人的内心既有天使的一面，也有魔鬼的一面。魔鬼的一面就是原欲的一面，天使的一面就是他的灵性的一面。我们的这一批青年诗人的写作是注重了灵与肉的结合的，是健康向上的，也是符合人类本性的。
第二，他们力图从历史的层面切人诗歌。这批诗人有着对历史的非常深刻的责任感，他们有意无意地在用自己的诗来书写历史。写农村的贫穷也好，写自己的幻想也好，写自己的追求也好，都是在书写历史。有些诗就直接地以史的姿态出来，如专号中庞余亮的诗《太平湖小史》，诗很精短，里面有老舍之死，有湖的变迁，就是这十几行诗，真有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处理得非常到位。江非等非常真实地反映了自己的生活，这就是史。
第三，他们力图从人文、理性方面确立诗歌的价值。西方现代主义过于强调过程，其实还是把艺术做得像游戏了，在这六位诗人这里，没有看到这种迹象，也没有那种游戏人生的态度、那种写诗为了自己宣泄的态度。九十年代以来的两个回归，回归传统、回归现实都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影子。回归现实并不是原先说的简单化的文学来源于生活，实际上是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经过反复地思考寻觅之后找到的道路。
获奖诗人：乡村大地与个人版图
北野：我个人感觉到，我能够获这个奖，可能更多地凭了运气。2003年，我在《诗刊》比较集中地刊发了三组作品，可能比以往任何一年都更多受到关注。我从来没有为了获奖而去写作，而是按照自己心中的声音，尽可能地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和干扰，我天性里面有一种拒绝的能力。《诗刊》这些年对我的作品一直很关注，给我的鼓励很多，使我感觉到我的选择没有错。很长一段时间，我很失望，当时感觉到人们之间说话与写作等等的交流是不可能的。现在，很多浮躁的东西慢慢地退却了，真诚慢慢地回到人们心中。能得到这个奖，更坚定了我的信心，现在有才华的写作者太多了，我要坚守、珍惜自己身上那些独特的东西，沿着自己的道路慢慢地走下去。
江一郎：我写了多年的诗歌反而不敢谈诗歌，我们的诗歌写作处在一种非常混乱的状态。诗人与诗人坐在一起时，如果话题回到诗歌本身就会很尴尬，大家很难心平气和地探讨诗学问题。《诗刊》在努力引导青年诗人身上下了很大功夫，我觉得很有意义。现在很多很年轻的诗人认为自己是最牛的，自己就是标准，并且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的写作。这样我们就很难去与他交流。我的诗就可用三个字来概括：不先锋！到底什么是先锋，非常值得怀疑，有人以别人看不懂为先锋，特别可笑。你打着先锋的幌子，说一些乱七八糟的就是先锋了？《诗刊》有它自己坚持的评判标准，坚持就有意义！
现在的诗歌大都很关注日常生活，强调所谓在场，写日常生活如果仅靠描摹，肯定会导致诗歌品质的低落。诗歌与别的文体不同，应该是有些规范的，大自由中应该有不自由。一个普遍的标准、一个底线应该是：诗歌中的那个情字是非常重要的！最近《诗刊》刊发的王家新的一篇文章中说，诗歌说到底是一种非常简单非常朴素的事情，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复杂。我很赞同，似乎这话不应该由王家新说出来。每个人的写作标准肯定不一样，但还是应该有一些共同的东西。现在有的小说追求肉体的狂欢，但诗歌必须和人类的精神生活有关系、有联系。诗歌不是一个教育家，但是诗歌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心灵，改变一个人对生活的态度，它能让我们学会真诚、学会善良、学会美好。现在有一个没道理的问题是，很多年轻的诗人什么样的东西都可以写，什么样的东西都敢写，也许诗歌写作的多种可能性出现了，但是不是合理，我是持怀疑态度的。
刘春：最近一年来，我对诗歌确实不知道说什么好。接到会议通知后，我曾想认真地写一个发言稿，但每次坐到电脑前，我都感觉没话可说。在自己的诗歌写作上，我一直想达到两个目标：一个是宽广的胸怀，一个是丰富的记忆。另外，我觉得小时候老师教导我们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放到我的诗歌标准里也很好，比方讲道德，讲卫生，讲文明，语言美，心灵美，环境美，这一些如果能算作标准的话，我认为诗坛上就不会出现以丑为美的情况。有的人现在开始把小段子当作诗歌，小笑话、小谜语、歇后语成了诗歌。大家都强调生活对诗歌的重要性，我觉得诗歌不仅仅是生活，生活可能是诗歌比较重要的一部分，至少诗歌不完全是生活。生活有时候并不像一条流动的河，也许有几年它就是一个平静的湖，很乏味的，依赖生活就会重复自己。这几年我的阅读比我的生活更加广泛深远地影响了我的创作。我的创作还在路上，还在途中，我还在变化着，我的风格远未形成。
雷平阳：诗与生活是咫尺天涯的关系。每个诗人背后都有一个村庄，背后都有一个个人的根据地，我背后的土地的存在支撑了我的写作。我的老家在云南昭通，那里11个县全部是国家级贫困县，我每年都回去看看，感觉到自己与那片土地的关系太大了。《云南日报》去年曾经发了一个评论家的文章，批评我，说我身居城市，却老是写乡村。他纯粹是胡说八道，说什么假如你老是写乡村就要批判城市。我写乡村并没有批判城市。我的心灵离不开那片土地。我从小跟着唱书的瞎子在那些乡村里走，没法抛开身后那片土地的存在。我想强调的是诗人应该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像我这种有疼痛感的人玩不出什么花样来，只有诚实、简单地去表现自己的土地。
这次获奖，我自己真是很惊讶。我与诗坛联系非常少，包括这两天大家老是说到的一些诗人，我也不知道，平常我也很少与刊物联系，也不上网，朋友们说我还坚持留在农耕时代。我自己中途去写过小说、散文，但怎么写都感觉到没劲，一点劲都没有，有时候写到几万字再丢掉，写不下去。我身体里面老是有一只催逼着自己的手，让我写诗，我没什么大目标，只是想能尽可能地不辜负自己身边的人，不辜负愿意看自己作品的人。
能够得到这个奖，我非常高兴，这世界荣誉太多了，能够以诗歌的方式得奖真是最美好最快乐的事情。
江非：我对诗歌的另一种兴奋是通过写诗认识了那么多的老师、朋友，受益很多。我简单地提纲性地谈一下自己一些想法，算是对《诗刊》下半月刊华文青年诗人奖专号上《一份个人提纲》的补充。我感觉华文青年诗人奖标志着一种新的标准的确立。现在有很多诗人以非常强硬的姿态去为世界命名，把诗人从一个命名的角色变成了世界的代言人。世界自己在命名世界，它不需要诗人的霸道的劳动。这两届华文青年诗人奖的获奖诗人就没有
去做那种傻事。
关于我的写作方向，我想要面对的是“乡村”以及“乡村的这个时代”，具体地说，就是“平墩湖和它的在场”，接下来，就是“相公镇”，就是“临沂城”。这应该是一个“村，镇，城”三位一体的个人诗歌版图，是我个人所经历和熟悉的历史与文明，是我所要表达“我在想”的内容载体。所以，对我来说，“写什么”和“为什么写”，似乎要永远比“怎么写”重要的多。
诗歌理所当然地具有的三个属性从重到轻应该是：史学性，社会学性，艺术性。也就是当诗歌作为一种文字记录的方式而呈现时，我们应该看到人民在劳动、人民在思想、人民在动情，并选择了新鲜的言说方式进入了文明的第二史册。
以我个人来看，应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观察一个诗人：一个立场，一本集子，一个可具强大同征性的写作体系。所以，我总是这样去归纳一个诗人：XX诗人用他的一生记录了XX，他的手法继承了XX，开创了XX，其语言XX，整体上表达了作者的XX思想，展示了人对世界的XX看法与阐释，其作品具有那个时代的Xx性，他的个人写作促进了XX团体、流派的形成，开创了XX写作的潮流。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