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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能说劳伦斯很好地利用了其短短的一生。但他有深该的生活现实感。他知道什么赋予生物以生命之火。那既不是高级轿车，也不是豪华宾馆，也不是电影。他既不高级也不低级。他有真正的天才，他从生活核心中取出永远的价值并在创作时发表了它。我很惊讶，孩子们是那样地理解他。但误解他的人要多得多。
我想到，人在栅栏内的时候只看到这个栅栏，就想仅此就挺好。但是当一旦从那个栅栏中出来，知道世界是多么广阔时，就会悟道，栅栏只不过是栅栏而已。人们惊异地望着那些。其实，所有难以逾越的栅栏都是可以逾越的。然而对于安心于栅栏内的人来说，就不存在栅栏的问题，也不存在有个更大的世界的问题。
他很清楚自己抱有敌意，但我认为我们两人当时都没有估计到它的严重性。随着他的逐渐成长，他的对立面也多起来。我俩为生活所累根本顾不上那些事。我们自身的世界和外部其他世界相比是那么微小，那么贫乏，但它是一个坚不可摧的要塞。
我了解的另一件事是他不是“全能之神”，诸如歌德的“我是永远”之类的地方。他知道，“我彻头彻尾是D·H·劳伦斯。从那里开始从那里终结，我的灵魂在我之中。其余之物并不是我。我可以和我以外的一切事物有关系。并且我越是实际感受到周围其他人的另一种意识，我就越加充实。”
我想到一位声称他在“注视着文学”的美国医生的话就感到好笑。他说劳伦斯的精神中只有病态的色情。我看他想看的东西都是疾病。例如，《恋爱中的女人》中厄秀拉和伯钦吃饭有甜菜根、火腿肉和鹿肉发面点心，他对这甜菜根、火腿肉和鹿肉发面点心就产生恶感。我认为，恶感就存在于这位老好人医生的心中。因为，能从甜菜根、火腿肉、鹿肉发面点心中感到什么恶感呢？不是只能说是好吃吗？劳伦斯是那样的直率，那样的严格。他讨厌任何“haut－gotut”或淫猥的东西。讨厌华丽的内衣及其他所有能挑发人的东西。对他来说，华丽的内衣或其他所有带挑发性的物品都是愚蠢的。一切都是骗局，可为什么要有骗局呢？热情的人是不需要耍手腕的。
1914年春，我和劳伦斯从菲亚谢里诺到了伦敦。我俩住在朋友戈登·卡米尔家。他太太去了爱尔兰，留他看家。他家位于肯辛顿。我们经常见到默里家的人，和他们长时间地聊天。凯瑟琳看上去年轻、实际岁数大了，象个早熟的孩子。那时简直想不到她有什么忧愁。她和默里的关系也是清新有活力的。我们有个女管家，她常唱《光辉的天使们，未玷污的天使们》。
卡米尔很爱爱尔兰，他管它叫“阿兰”。
我想起了我们一起出去游玩的那个乏味的星期天下午的事情。我们乘着泰晤士河上的一只小船到了里士满。那次去的人有卡米尔、默里、凯瑟琳、劳伦斯和我。有些人在船上心情不佳，致使他们不快的原因是口琴吹奏了《引导我们，亲切的光》。出游的无聊使我们渐渐沉默起来。在远处，人们从船上往有几世纪历史的可怕的泰晤士河里投硬币，让孩子们打捞。泰晤士河的淤泥就象是渗入了我们的灵魂。很快，我们耐不下去了，便弃船坐公共汽车回家。严肃的卡米尔在上公共汽车二层时踩了售票员的鞋尖，售票员吼道，“注意点，畜生”。这使我和凯瑟琳感到很开心。
我和劳伦斯终于在肯辛顿的登记处办了结婚。卡米尔和默里陪着我们。途中，劳伦斯跳下马车到金匠房买了新的结婚戒指。我把旧戒指给了凯瑟琳，她一直戴着它，直到现在葬在枫丹白露。
仪式非常简单朴实。我没把结婚当回事，结婚也好，不结也好，都一样。可是，劳伦斯对我俩能正式地结婚感到高兴。
由于最初到伦敦时，我多少已经知道了劳伦斯所写的东西，所以我想，“能会见到有趣的人们将是愉快的。”可当我们被邀请到一个午餐会时，我们感到了内心的侮辱。那里的女士们都想以她们正在和名流交际而自豪。人们在那里大吃大喝，女主人照例坐在哪位曾报上有名的人物旁边，至于那个人是干什么的叫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他是个新客人，当那个人酒足饭饱、胡闹之时才会被悄悄轰走。仅此而已。因此，劳伦斯和我几乎哪儿都没去，谁也没有注意到和我们在一起会是有趣的。也许那些人本身已经没有趣味了。所以，劳伦斯和我差不多是孤独的。
曾有朋友问我，“那不很难吗？出身不同阶级的你和劳伦斯订立真正的婚约不难吗？敏感的你没有生过气吗？”
不知是劳伦斯有天才呢？还是他人品出色，他比我所想象的更细微、更敏感地理解我。
一次，我的头撞在百叶窗上，碰得头昏眼花。劳伦斯对我很同情，关心我，安抚我。我感到惊奇。过去我碰头，负伤什么的，没有任何人为我着想，所以我不理解人们的心。我感受到那样的温和，这一点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奇迹了。
不是我 而是风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来，大战爆发了。这对我俩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当时，劳伦斯正和朋友在湖畔地区旅行，我在伦敦。我记得，劳伦斯回来后，我和鲁珀特·布鲁克和埃迪·马什一起吃午饭。鲁珀特·布鲁克奇异的美发在我眼前晃动。马上他的脸又红了。他的美是奇异和忧伤的。他为了和我们在一起而来的。当时我就想到，“他厌倦了生活。”他没有丝毫幸福，也没有满足。我记得埃迪·马什说过，“也许要有战争，不过，就在今天，外交部和格雷伯爵正在避免它。”
但是，我们根本无法相信……战争……
但是，政治家刚刚说过，“再次开始血腥的和平。”
随后，宣战了。最初只是兴奋……真兴奋！一开始，没人知道什么样的地狱，什么样低级的恶魔得到释放。
我们在查灵克罗斯车站看到了部队的出发。部队中的女兵们神色紧张，脸色铁青。她们勇敢地克制住泪水向亲人告别。我为这些不相识女人的悲苦流了泪。我不管这些青年们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俄国人、或哪国人。国籍这东西不过纯属偶然，这里有着悲哀。劳伦斯鄙夷我的眼泪。
他本人在困惑在茫然，是抽象的精神上的，再多他就感受不到了。因为我是在德国军国主义的战鼓声中长大的，所以我感到惶恐不安。
劳伦斯并不是和平论者。他一生都在战斗。可是他极力谴责“大战”。那个非人的、机械的、破坏一切的战争！凭什么要破坏！
终于劳埃德·乔治的势力出头了，他对故国的精神彻底失望了。不象英国人的劳埃德·乔治竟能树立起英国的威信——这是难以相信的。
战争，又是战争，“Dies irae，Diesilla，”可怕的灾难，整个人类稳定的崩溃！劳伦斯感到了这些。我只感到了恐怖——自由了的一切丑陋的本能和一切安宁的丧失。
一天傍晚，我们在从朋友家返家的途中，在汉普斯特德遇到了大堆人群。空中云里飞着什么不能断定，恐怕是齐伯林飞艇。我想，“在那个齐伯林飞艇中也许会有我少女时和我一起跳舞的男伴或一起玩耍的小伙。现在他们来到这里是要给这里带来死亡和毁灭。如果这些邪恶的群众知道了我是德国人，恐怕会把我撕成碎片的。”
我们带着忧郁的心情回了家。到处是恐怖，我们非常孤独。我们在巴克夏借了一处陋室。不信任时常缠绕着我们。就连我们在树篱附近寻找黑莓时，都有巡警从树丛背后探出头来想看看我们到底是什么人。劳伦斯那样勇敢地开放地写作，可为什么许多人对他有恶意呢？劳伦斯并没有什么秘密可保，不正是他们才有秘密吗？直到今天，还有位女人夸耀当初怀疑我们是间谍从而把我们从康沃尔驱逐走的事呢。
我们的陋室距吉尔伯特和玛丽·坎南的磨房不远。默里家的人就住在步行1小时左右的地方。在阴冷的冬夜，我们经常穿过立着秃树和干枯洋白菜茎发出腐败气味的田地到他们那里去。
卡米尔来和我们一起度周末。在伦敦时，他腿裹罗纱带，头戴丝绒帽，非常帅。而这次来，他旧帽遮颜，腋下夹一只似乎很沉的手杖。他象看爱尔兰流浪者似地盯着我，他还在为他的“阿兰”犯愁呢。
圣诞节来临了。我们用柊树和槲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