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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美国学者指出，“国家间传统的竞争，即所谓‘权力’竞争正迅速让位于一种更适合于高技术和深奥微妙的文明的新型国际关系。自1946年至本世纪80年代统治世界事务的两极（结构）已经过时，今后几十年国际政治的轮廓尚不清楚，但经济和社会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取代军事问题”。对此我们必须有思想准备，切不可掉以轻心。
2、方法：这里仅谈一些最基本的方法。（1）．要占有大量史料，掌握事实的总和。列宁说，“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列宁说，“诡辩家任意抽出某一个‘论据’，而黑格尔早就正确地说过：人们完全可以替世上的一切找出‘论据”’。这两段话说明的道理对我们搞国际关系史的人同样适用。这就是说，我们要尽可能全面地去搜集材料，而不是找一两段话、一两个例子就下论断。如果那样的话，就很危险，那就像列宁说的，“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都不如”。一次战后，特别是二次大战结束到现在，世界各国出版了大量的史料，英、美、法、德、苏、日、意这些主要国家都公布了它们的外交文件。没有出版的史料，已经超过保密期限的，还可以到各国档案馆里去看。史料的种类很多，粗略地说，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是官方文书，一类是私人文书。官方文书是代表官方的，比如条约、政府的法令汇编、政府的公告、宣言、会议记录等等。私人文书有日记、书信、回忆录等等。先说官方文书。以外交文件为例，世界各国公布了很多。如苏联1922—1941年曾出版过《红色档案》，共106卷。档案材料自17世纪初至二次大战暴发，尤以十月革命前的材料居多。《红档》受到英美各国高度重视。此外还有《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等。英国是第一个使历史研究直接为对外政策服务的国家，许多历史研究带有官方的性质。从1928年起，每年出版一卷《国际事务文件集》（Document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其中收集了编者认为最值得注意的过去一年的国际关系文件。一次大战以来的重要文件，一般均能从中找到，是研究国际关系史的重要参考书。法国一直被认为是外交艺术传统的保持者和代表者。法语是国际谈判中通用的语言，而法国外交文件的体裁是其他国家模仿的对象。二战前夕，法国出版了一套总称为《凡尔赛和约》的12卷本的文件集，狂热地试图再次为法国在两次大战间执行的对外政策辩解。法国外交部还定期出版一种有关许多国际问题的外交文件专辑，即所谓“黄皮书”，其中最出名的是二战暴发后不久出版的一部“黄皮书”，为法国战前政策进行辩解。关于德国，研究二次大战的历史、纳粹德国的历史，也有一大套史料，《首要战犯审讯》这套文件是研究二次大战史不可缺少的。苏联把这套书压缩成7本，出了俄文本。美国的官方文件更为丰富。重要的如，《美国历届总统就职演说集：从华盛顿到肯尼迪》（1974）（The Inaugural Addresses of the American Presidents：from Washington to Kennedy）；《历届总统的国情咨文》（The State of the Union Messages of the Presidents））；由国会外交委员会和国务院共同编辑的《美国外交政策：基本文献》（American Foreign Policy：Basic Documents ）；《美国外交政策：当今文献》 （America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s）；《美国对外关系文件》（《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等等，都是重要的文献集。这里还要特别提到美国国务院编辑、出版的外交档案《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自1861年出版以来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它包括了这个历史时期的重要外交文件，为研究现代美国对外政策和百余年来国际关系史提供了大量的、有参考价值的史实。再说私人文书。包括日记、书信、回忆录等。近年来我国翻译出版了大量的回忆录，如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艾登回忆录》、《麦克米伦回忆录》，美国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基辛格、卡特等的回忆录都翻译出版了。使用回忆录要特别小心，要严格分析它。回忆录虽然带有第一手史料的性质，但是作者的叙述在事实上未必可靠，未必都准确。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回忆录，有时由于自己的偏见，有时出于替自己辩护的需要，其中许多往往是违背事实的。总之，官方文书和私人文书各有各的用处，二者不可偏废，要结合起来使用。此外，还有一种材料是不能被忽视的。那就是当时的报纸报导。如果不断做剪报等资料积累工作，对于研究工作是会大有助益的。例如《同床异梦——纷纭世事二十年（1962～1981）》一书作者、法国《世界报》老报人安德烈·方丹就曾说，如果他30年来不是逐日跟踪国际消息，积累材料和亲自采访，是很难写出这样的作品来的。鲁迅有一段话说得很深刻：“中国没有肯下功夫的人。无论什么事，如果继续收集材料，积之十年，总可成一学者”①。我们要在资料积累上狠下工夫。当然，我们又会碰到另一种问题。今天，搞现代国际关系史，不愁没有史料看，而愁的是另外一方面，太多了。即使一个人能懂多种文字，一生也看不完这么多史料。因此，齐世荣教授主张，应当把占有史料的标准定为“大量”而非“全部”。那么，“大量”到什么程度就算阅读史料这一步工作已经完成了呢？他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指出，“这里没有绝对的标准，关键在于史学家自己的判断，而史学家的判断又决定于他的素养，特别是他的理论素养。如无较高的理论水平，就会陷入在史料堆中而无法拔身，越看越觉得头绪纷繁，越看越觉得无从下笔。有一些饱学之士掌握材料很多，但生平未写过一篇文章或只写过寥寥数篇文章，原因之一大概就在于理论水平不高，缺乏综合概括的能力”。这段话是发人深思的。（2）．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对全部历史的研究，国际关系史当然也不例外。这些年，我们通过学术交流和外文书刊的引进，接触到大量外国的特别是西方的观点和材料。这对于我们活跃思想开阔眼界很有好处。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有些同志缺乏鉴别能力，在不同的观点面前感到无所适从；有的甚至全盘照搬西方的观点。这样，即使他们广征博引，其立论却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十分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认为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研究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才能使历史的研究成为科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科学的贡献，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共同认识，而且也得到了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承认。《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作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强调说，“要否认马克思主义是有关人类社会进化的能够自圆其说的惟一理论，是很难办到的”。“今天仍保留着生命力和内在潜力的惟一的‘历史哲学’，当然是马克思主义”。他甚至肯定地说，“从某些方面来看，马克思是最不教条、最灵活的作者”。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都这样重视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我们自己就更不该数典忘祖了。 下面具体谈三点意见。
首先，要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结合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掌握并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国际问题的基本理论。如：（1）关于我们所处的时代。列宁曾从垄断和帝国主义战争的角度，从先进国家无产阶级同被压迫民族联合斗争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角度，给我们的时代下过许多定义。后来斯大林概括为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个概括符合列宁的原意。有的学者指出，由于二战以来的情况已与列宁的预想有了很大的不同，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