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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观点缺乏对美国意识形态的理解，认为如果不是因为一个特定的美国的世界观，就不会有冷战，冷战是“美国方式”。加迪斯原来的积极支持者、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梅尔文·莱弗勒则从后修正派退到现实主义立场上，用“国家安全”的范式解释冷战的起源，认为双方的意识形态立场让位于国家安全需要，西方是侵略一方。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强调不应因前共产主义世界文件的公开转移了对美国所起作用的注意力，美国在众多国家、联盟、利益集团以及革命运动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魁士兰大学美国外交史教授约瑟夫·M·西拉库萨在《走进黑屋：美国外交与冷战的意识形态起源》一书中也从现实主义角度解释冷战起源，认为当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的理想主义让位于现实主义的遏制时，其冷战政策便得到时断时续的发展；失去中国与朝鲜战争的爆发在遏制政策的形成中起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失去中国和朝鲜战争，冷战可能从来不会发生”。约翰·福赛克的《领导自由世界一美国的民族主义与冷战的文化根源》则从美国民族主义角度探讨了冷战的文化根源，认为美国的民族主义思想意识是美国人民广泛支持美国冷战政策的主要基础。“从4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美国进行反对苏联的冷战主要不是以资本主义或西方文明的名义，而是以美利坚民族的名义……它通过民族主义的诉求而获得了巨大的力量。”帕特里克·弗莱厄蒂在《冷战的起源：新证据》一文中认为新公布的苏联东欧档案材料支持了修正派的观点，即苏联希望避免冷战的爆发，美国的帝国主义野心是冷战爆发的首要催化剂。还有学者认为冷战的发生是由于双方的误会造成的，或是可以避免的。1995年《美国遗产》杂志刊载了冷战史学家约翰·卢卡斯与遏制政策的设计师乔治·凯南从1994年12月至1995年4月间的6封通信。在信中二人均认为美苏双方都误解了对方的真实意图，没有一方的立场是正确的。凯南认为苏联的行为出于民族主义而非意识形态，如果美国认识到这一点，美国就会在冷战中更好地处理与苏联的关系。小沃尔特·克莱门斯在《莫斯科与华盛顿过去及现在的冲突不可避免吗？》一文中认为，二战后斯大林的苏联与西方严重冲突有可能发生，但并非不可避免。领导人、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实力均衡、核平衡、经济制度、交流沟通、以及与东…中欧和第三世界的关系等各种因素影响了美苏的合作与冲突。此外，也有学者重新考察了冷战的起点。如詹姆斯·蔡斯在《冷战开始之日》一文中认为1946年国务卿迪恩·艾奇逊建议杜鲁门总统派6艘战舰驶赴达达尼尔海峡，随之又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有义务维护土耳其主权，反对苏联威胁，标志着冷战的爆发。
总之，近年来关于冷战起源的再探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仍未形成定论，各种观点基本未脱正统派、修正派或后修正派的巢臼。
（4）对冷战结束原因的阐释。探讨冷战结束的原因，是冷战结束后冷战史研究出现的一个新课题，也是学者们最感兴趣的研究课题之一。在这方面，许多学者发表论著，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提出了各种不同看法。归纳起来，主要有：
1、认为是美国政府长期的遏制政策，特别是里根政府的强硬政策，迫使苏联改弦易辙，放弃对抗，实行缓和，结束了冷战。这是冷战结束后在美国最为流行的观点，实际上也是官方观点。1999年2月22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在华盛顿主办了纪念柏林墙坍塌10周年学术讨论会，参加人有前里根政府重要成员，著名学者，工业界领袖及出版社代表。会后彼得·施韦策编辑出版了《柏林墙的坍塌：重评冷战结束的原因与后果》论文集，所收6篇论文从不同角度探讨了里根政府在导致苏联崩溃和冷战结束中的重要作用，特别强调里根政府同其前任不同，清楚地认识到苏联经济的弱点，通过加强军备竞赛、减少苏外汇收人、在第三世界采取反击行动等手段，加重苏联负担，最终迫使苏改变对外政策，结束冷战。彼得·施韦策在其所著《胜利：里根政府加速苏联崩溃的秘密战略》中就此进行了更为了详细的探讨。
2．认为戈尔巴乔夫对结束冷战起了关键作用。美国前外交官、布鲁金斯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雷蒙德·加特霍夫在其长达834页的巨著《大转变：美苏关系与冷战的结束》中明确指出，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苏联政策的转变把冷战引向结束。”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菲兹吉拉德在其新著 《出路在天空：里根，星球大战与冷战的结束》一书中批驳了关于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导致苏联经济恶化、冷战结束的神话，指出苏联经济下降是由于列宁和斯大林所创建的体制的失败；是戈尔巴乔夫扭转经济下降和使苏联现代化的努力导致了苏联的崩溃，冷战的结束。艾伦·柯林斯在《安全窘境与冷战的结束》一书中认为冷战的结束“是由于戈尔巴乔夫的主动而非西方自1949年以来执行的政策”。3、特别强调和平运动在结束冷战中的作用。拉尔夫·萨米和米歇尔·E·萨拉合编的《冷战为什么结束：一系列解释》一书所收集的15篇论文对正统派提出挑战，批驳了认为里根政策导致冷战结束的观点，强调了知识分子、和平团体、持不同政见者、作家、媒体在结束冷战中的作用。马修·埃万杰利斯塔从80年代后半期即开始对国际和平运动的研究。在其最终研究成果《非武装力量：结束冷战的国际运动》一书中详细考察了国际核物理学家阻止核战争运动等国际和平运动、裁军运动在斯大林死后近40年东西方冲突及结束冷战中的作用，认为这些运动“在帮助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结束冷战的努力中获得了最大的成功。”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一词即源自国际和平运动。4、认为核武器在结束冷战中起了重要作用。威廉·弗格勒在《向后退：核武器控制与冷战的结束》一书中认为核武器谈判是结束冷战的历史性转变的中心，“没有这些军备控制成就冷战的结束也是难以想像的。”5、认为“冷战的结束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外交和军事行动以及苏联集团内所发生的社会和政治剧变的结果。这是一种把冷战的结束看作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的观点。冷战的结束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外交和军事行动以及苏联集团内所发生的社会和政治剧变的结果。这是一种把冷战的结束看作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的观点。此外，还有学者强调了第三世界在结束冷战中的作用。如托马斯·G·帕特森在《冷战为什么结束：拉丁美洲的作用》一文中指出拉美国家通过使美苏认识到他们对世界事务的主宰正在下降，对外冒险的代价太高，国际体系更加危险，核武器必须削减，帮助结束了冷战。冷战结束的原因是冷战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对它的研究只是刚刚起步。由于这一时期冷战双方的档案尚未大量解密，对它的深人研究、揭开庐山真面目还有待时日。
（5）揭露美国对苏联的秘密战。近年来美国冷战史研究最引人注目的或许便是对一些最隐秘东西的揭露了。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美国政府认为已无大忌，逐渐将一些冷战时期制订的如何破坏、瓦解苏联集团、以期在冷战中获胜的绝密文件解密。一些参与过这类活动的当事人也敞开长期紧闭的双唇，或撰写回忆录，或向别人讲述“那过去的事情。”这就使冷战史学者能够深人冷战一方的心脏，通过对那些绝密档案的研究和采访当事人，揭露那深埋的最隐秘的东西，有关研究成果也便如泉喷涌。这些成果主要包括以下三类：
1、揭露冷战初期及80年代美国对苏联集团采取的政治战、准军事行动等颠覆破坏苏联东欧的隐蔽行动。如格雷戈里·米特罗维奇的《破坏克里姆林：美国颠覆苏联集团的战略，1947—1956》一书详细考察了战后初期美国颠覆破坏苏联集团的战略，指出“美国的冷战政策远比迄今为止学者们理解得复杂得多，不能被认为只是遏制的延伸。”“美国的目标并非单纯地与苏联谈判，而是要采取心理战和隐蔽行动破坏苏联政府，迫使它放弃扩张野心，或引发共产主义集团的彻底崩溃。”“结果是，隐蔽行动和心理战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美国最高层进行战略决策的一个基本因素”。彼得·格罗斯的《反击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