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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错误 现代国际关系史教学大纲-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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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5年二次大战结束到现在已经有40余年了，两国之间不仅没有发生过任何战争，而且两国加强合作，与其他国家一道共同组成了欧洲共同体。原因就要从二战后的历史中去找，否则就难以理解。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二战后，德、法两国都已经降为二等国家。已无法争霸世界，也无法作欧洲霸主。英国也降为二等国家，也只有放弃欧洲均势政策及美英特殊关系，而投靠欧洲共同体。特别是近几十年来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其力量比欧洲任何单个国家都具有压倒优势。他们的争夺重点又在欧洲。在这种情况下，德、法以及英国，更不用说西欧其他国家，想要生存，就必须联合起来，否则就只能听凭超级大国的摆布。但两极格局解体以后，法德关系又变得脆弱起来，这是值得注意的。又譬如，为什么美国长期执行反共政策？杜勒斯的“和平演变”策略以及里根口口声声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弃置在历史的灰烬之中”，这难道是偶然的一时的冲动吗？翻开现代国际关系史就会找到答案。原来这种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外交战略和策略早自十月革命时已经开始。俄国临时政府首脑克伦斯基当时是乘坐美国使馆汽车男扮女装逃出彼得格勒的。美国拒不承认苏维埃政权而继续保持与临时政府的关系直到1932年。1933年，美国在苏联十月革命16年后才承认苏联。这一切，在所有资本主义大国中是独一无二的。美国还是武装干涉苏俄的积极参加者。与此相一致，国内则出现了“红色大惊恐”。美国之所以这样地与共产主义和苏俄势不两立，是有深刻根源的。从经济政治上看，1919年2月国务卿兰辛就危言耸听地说，“由于布尔什维主义既否定民族性又否定财产权，并以革命威胁美国，归根到底，它对于美国安全的威胁比德国更大”。他们还诬蔑苏维埃政体不是基于公众的支持，而是通过“暴力与狡诈”上台的，是靠着“残酷镇压”所有反对派以继续保持其地位的。他们用资产阶级民主来根本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要求苏俄回到资产阶级所谓的“宪法民主”上来。从意识形态上看，正如美国官方史家凯南曾经指出的，美苏“冲突根源中首要的而且也是最根本的一个，当然就是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的领导集团在意识形态上所承担的义务。这在美国的政治经济中，还是一个崭新的东西。这也是美国人以前从未遇到过的一种敌对方式的表现。”“俄国保证要实现的纲领旨在使美国社会遭到损害，这种损害，在绝大多数美国人看来，甚至比单纯在军事上惨败于传统的战争可能带来的种种苦难还要可怕”。因之，“苏维埃共产主义被看做是一种应当加以隔离的瘟疫”。当然，在以上诸多因素中，经济因素带有决定的意义。美国自认为是私有制立国的“天定命运”与“天然优越”的国家，具有世界上最优越的制度并自一次大战以后越来越感到负有“领导世界”的使命，而这些都被主张公有制的社会主义苏联搅乱了，既使其失去大片市场又威胁到其制度本身，怎能不与之拼死斗争？了解了这些根源，再加上对十月革命以后苏美关系史的了解，就很自然地可以理解杜勒斯、里根等反共的“和平演变”策略的根源，只是由于二战后随着美国实力的膨胀，其领导与称霸世界的野心更为扩展，其寻求“和平演变”之术的心情就更显得急不可耐。当然，由于历史经验的累积，其策略手段也比过去更为圆滑。还可以举个例子，如何理解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如果不了解近几十年国际关系史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史，也就难以认识这种政策的形成过程，难以理解其可贵。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执行的是屈辱卖国的外交政策，跪着办外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执行联苏反美方针。当时“一边倒”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是因为估计到美国可能对中国进行封锁和干涉，美国逼迫我们一边倒。但当时毛主席就强调要用自己的腿走路，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对苏联有团结有批评。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以老子党自居。要在中国建长波电台，建联合潜艇部队，企图控制中国。毛主席对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说，你们刚刚搞了点原子弹就想控制我们，什么兄弟党？！是父子党、猫鼠党，苏联是企图把民族主义扩大到中国海岸。后来苏联又反对我国金门打炮，在中印边界问题上袒护印度。总之，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企图把中国纳入苏美主宰世界的轨道。这些统统被中国顶了回去。苏联就把争端扩大到政府之间，1960年突然撤走全部苏联专家，企图使我国的建设特别是高技术发展陷于瘫痪状态。这些痛苦的教训，使中国早从60年代起，就不主张社会主义各国有个什么头以及在国际上要以一个统一的阵线行动；几乎与此同时，中国就开始以鲜明态度反对个别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霸权主义。由于中国在50年代中与印度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身体力行，中国从未用军事力量干预别国内政，几十年来格守“革命不能输出”的原理，并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明确论证国家关系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异同划线，而以是否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区别亲疏好恶。这些都赢得国际上广泛的同情和支持。这在客观上使别国认识到，只要它们按和平共处思想办事，中国就是一个最易于捉摸，也最易于打交道的社会主义国家。由此可见，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是几十年来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努力实践的结晶。我们在美苏压力下经受住了考验。这并非说我们外交上没有说过错话，做过错事。但中国的骨头是很硬的，原则性是很强的，策略又是很灵活的。这一切都是旧中国 100多年外交所不可同日而语的。懂得了这段历史，我们就更要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并使之日臻完善。其次，学习现代国际关系史有利于把理论、历史、现状三者的研究结合起来，以更好地指导现实和认识未来。毛泽东曾经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这段话直到今天也是正确的。今天，指导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及外交，同样需要这三者，即理论、历史、现状，需要把这三者结合起来。从研究国际问题角度讲，研究现代国际关系史这段离今天最近并且与现状密不可分的历史，恰好能把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比如说，如何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战争与和平问题，这样一个涉及全人类命运前途的重要问题。要研究清楚这个问题，既涉及理论，又涉及历史，也涉及现状。而历史又应该以二战后历史，二战后国际关系史为主。因为要回答为什么二战后局部战争不断，一直存在世界战争危险，但世界大战却至今没有发生这样一个问题，仅仅用 19世纪与20世纪初列强瓜分世界与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的斗争史的知识是难以说清的，甚至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规律来解释今天的现象，也难以完全令人信服。这就要求人们对二战后世界上、国际关系上发生的事件作系统的综合的过细的研究。就要看到西方发达国家相互依存趋势不断加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看到美苏两国之间既对抗又制约，核威慑态势使双方不能不慎重考虑核大战后果；还要看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严重的军事负担制约了两个核大国的经济，使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安全战略重点已由军事转向经济竞争；此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人心厌战，人心思和，成为当今时代的潮流，形成一股强大的制约战争的力量；最后，执行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国家越来越多，国际关系民主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世界越来越多“极”化，对美苏所起的牵制作用等等，都是在战后出现并变得日益明显的现象。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高悬人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始终未能落下，人类避免了第三次大战的浩劫。但对上述因素的综合分析却并不能使人们得出结论，可以一劳永逸地防止大战重演。这正是研究二战后国际关系史得出的必然结论。这里既总结了历史，又回答了现状提出的问题，同时还推进了对新时期战争与和平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达到了三者的统一。
第三，是对人民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手段。在对现代国际关系发展规律认识的基础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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