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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木桌子，木色暗红有光泽，两头镶有黄澄澄的铜拉手。
客厅内两边有一门通向另一房间，是启功卧室，一张小铁床摆在靠阳台门东边的墙角边，枕头边放有两个小布动物玩具，床头前立着一个高台柜子，上面放有饼干盒和书报等。除此以外，房子里的三面墙全是顶天立地的书柜和书架，要想拿柜子顶层的书必须蹬着梯子上去才能取下。
你看过这样吃冰激凌的吗？我在启功家里见过。
一年7月的一个大毒太阳的夏天，我来到启功家。和往常一样，敲门后，先听到启功的咳嗽声，接着便问：“哪位？”开了门只见他左手拿着一个装冰激凌的小白塑料盒，右手握着小木勺，一口一口地往嘴里送冰激凌。老先生这么爱吃冰激凌，一点都不怕凉，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到屋里坐下以后，冰激凌也吃完了，还用小木勺一遍一遍地刮，这可能是怕浪费，再就是还没吃够。接着他又弯下腰从地上拿起了一个小暖瓶，把水往冰激凌纸盒里倒了一点，拿手摇了摇，仰头喝到了肚子里。
目睹这个情景，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老先生怎么这么会过日子！“我不知您这么爱吃，也不怕凉……下次来一定带两大盒日本式的冰激凌给您，叫您吃个够！”我感慨地说。
无独有偶，想起了另一件事。
青年作家陆昕写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我去先生家闲谈，先生拿出芦柑招待，我们边吃边谈，我吃完了一个，先生刚吃了半个，忽有人来了，且来访者级别甚高，有众多随员。我见桌上食物凌乱不堪，便匆匆收拾了一下，顺手将芦柑皮和先生吃剩的半个一齐丢进沙发旁的纸篓里。客人走后，先生坐下来，眼睛到处瞧。我问：‘您找什么呢？’先生说：‘我记得我那个芦柑没吃完，怎么就没了？’我大窘忙说：‘让我给扔了。’先生一愣：‘别扔，那个还可以吃。’随即起身到厨房去，我也赶忙追过去，先生正在厨房的簸箕里寻找。先生见我来了，问：‘怎么这儿没有？’我说：‘我扔在客厅的纸篓里了。’先生又转身回到客厅，一边弯腰从纸篓里找出那半个芦柑，一边说：‘用水冲冲还可以吃。’我连忙去夺，说：‘我来吃，我扔的我吃。’先生却拿得紧紧的，道：‘不，不，你们年轻人哪能这样，我来我来。’随即先生走到厕所用凉水冲了冲，吃了。我生平脸上发烧的事并不算多，这可算得上是一回。”
启功在生活上很好伺候，吃东西特别将就。
有一次，我去他家他正准备吃饭。一个小木头长盘子里放了一个小碗，碗里盛了大口吃、也就能吃三四口的面条；另外两个小盘，一盘装了一点面酱，另一盘放了五六块小黄瓜条。老人端坐在桌前，满有兴趣地吃得津津有味。我忍不住开始发表意见：“您这顿饭可没多大营养啊，再说量也不足，这么凑合哪行……”
吃罢饭，启功又把碗筷端端正正地摆在木盘里，端起来要去刷碗。我立即说：“我去刷吧！”他顿了一会儿，对我说：“你知道怎么刷？又在哪儿刷？刷完后又往哪儿放？”我反驳说：“刷个碗谁不会，刷完就放在碗柜里呗！”他根本不理，两手端着木盘，一边嘟囔，一边往厨房走，我就跟在他后头，真想看看他刷碗是不是有什么新花样！果真花样很新——先一个一个把碗碟刷好，再一个一个地拿在手里，把水甩得干干净净，再一个一个整整齐齐地摆在木盘子里，最后端端正正放回柜子里的上端，嘴里还是嘟嘟囔囔地说：“这，你会吗？最后就该这样的放在这个地方……”说完还拿手指了一下。
碗刷完，我又跟在他身后回到原来的座位上，他很是得意的样子。
他刚坐下，胳膊一蹭，把一把小刀刮到了地上。我说：“您别动，我来捡！”他又不急不慢地说：“你知掉在哪儿？”我说：“那不就掉在您坐的椅子下面吗？”他说：“我自己能捡，为什么这么点自由都不给我！”
启功很讲礼节，他每逢出门或给学生讲课，总是穿得西装革履，整整齐齐。一回到家里便宽衣解带，怎么舒服就怎么来。在家中衣饰就很不讲究了。冬天的棉袄，袖口处半尺长的大口子，他照穿不误。秋天的毛衣，袖口上有许许多多的大小洞，他照样穿得心满意足。下身喜穿肥肥大大的绒裤或秋裤，足蹬旧得也有年头的千层底布鞋。
数十年节衣缩食，所有“俸禄”，全用在买书和周济别人上，家中至今除了堆得满满的书籍，别无他物。平时，就是他侄子、侄媳照顾他。他们俩都有自己的工作，下班回来就紧忙乎给启功做饭，他饿时，就吃几片饼干。他从来没请过保姆，他没有儿女，他说，至今能有侄子侄媳妇关照他就很满足了。
荣 辱
如今已快92岁的启功先生，他的博学、他的幽默、他的超脱、他的慈善、他的坦然告诉了人们：他看待人生的态度是和别人不一样的。
他还带着博士研究生，按时去书房给他们上课、答疑。他每天要借助高倍放大镜读书看报，关心国家大事。因白内障和黄斑病变严重影响视力，他已经很难用毛笔写字，就用硬笔写文章或随笔。由于目疾影响，他行动不便，目前已很少接待客人、出行，开会要借助轮椅
。
87岁时，国务院聘请他担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他于91岁出席全国政协第十届全体会议，再次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有上百年历史的杭州西泠印社，请他担任社长，他欣然接受了。
启功先生既是一位高逸之士，又是一个尘世凡人，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人间正直、善良、宽厚、博爱的美德。人与人之间产生一种爱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要有同情心，要有责任心，只要我们学会了这两点，这个世界就会美好得多。
一般老人，多爱回忆，启功却极少回忆，即便回忆也只是文坛掌故、名士逸闻，并无伤感之情。“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启功先生的生命力极似原上草，顽强旺盛，是心智的力量填补了体魄的不足。
难道启功先生真的没有悲伤，真的没有烦恼吗？不！
对启功在二十年中所遭受的苦难，人们只能通过他对亲人、恩人、友人的纪念文字中获得片言只语的了解，更多的只能从他充满调侃幽默的诗句韵文中体味到。他对自己的不幸经历从来没有写过任何回忆文章，也从来没有对过去的人和事发表过任何看法。家人和朋友感觉他一定有很多委屈，希望他能够诉说出来排解悲情。人们遭受苦难，受委屈时，何尝不可悲怆地呼天地父母，何尝不可诉说、抱怨，寻求解脱，这本是无可非议的人之常情。但，启功从不抱怨，也不肯讲出来。
有很多人曾问他：“您一生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为何还这样开朗？您是怎样对待人生的？”
他很平静地说：“人的一生主要是‘过去’和‘未来’，‘现在’很短暂，已经过去的事，还想它做什么？要多想未来。我幼年丧父，中年丧母，老年失去老伴，没有子女，但很舒服，什么牵挂也没有了。当‘右派’不许我教书，我因祸得福，写了许多文章。幸亏有那么些曲折，让我受到了锻炼。一个人的思想形成有许多因素，遇到挫折我不生气。我最反对温习烦恼，自讨不痛快干什么！”
启功先生能够把一个人的自我成败从小悲中解脱出来，转成一种养生之道，也许这就是他为何九十高龄而精神健旺的原因。
启功先生把痛苦放到哪里去了呢？
启功说：“我是相信命运的，但不是通常大家理解的宿命论的命运，这‘命运’是由时间、地点、条件构成的，三者缺一不可，三方面差一点碰不在一起，也构不成我指的‘命运’。被划成‘右派’，可以说是‘命运’的安排。”
这是对“命运”多么富于哲理的解释！
被划成“右派”，受苦的不仅是他一个人，他说：“这场浩劫是整个社会的悲剧，是人们在历史上写下的一幕幕悲剧的延续！”他没有指责，而是默默地容忍了一切。他没有把苦挂在嘴上，没有写到书里，更不拿来显现在身上，因为他确实不愿意让它们流入这个世界，再次增加烦恼。
有一位先生，当年批判“右派”时批启功积极，后来见到启功，觉得很不好意思，启功反而安慰他说：“那个时候好比在演戏，让你唱诸葛亮，让我唱马谡，戏唱完啦就过去了。”这是启功的真心话。
先哲在《大丈夫论》中讲道：“世间众生以破苦故名为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