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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结论是：
新诗的“分行”形式来自西方诗歌。少数优秀的新诗诗人以其敏锐的直觉，在诗作之中捕捉到了“断行”艺术。可惜，由于诗歌“分行”形式理论的缺位，新诗评论者都无一例外地忽略了对于新诗“断行”艺术的欣赏与讨论。这反过来促使有些新诗诗人放弃了对于“行美”艺术的追求。著名新诗诗人徐迟在晚年甚至将自己早年“分行”创作的新诗，以不分行的形式结集出版了（参见：《徐迟文集》，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一卷·诗歌卷）。
诗歌“断行”艺术的研究，可以为分行写作的新诗诗人提供理论参考，也可以为新诗评论提供理论依据。了解了“断行”艺术，还可以使我们避免将“分行”形式强加在中国传统诗歌之上的错误。
“断行”艺术的原则可以归纳为：“断行”必须为“诗美”效果服务。
注：本文中出现的译文，如无特别说明，则均为本文作者翻译。“断行”艺术一般需要在原文之中欣赏，译文仅供参考。
悼藏老
■ 杨子敏
臧老走了！一颗光华灼灼的诗星，从中华诗空里遽然陨落了！ 从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一世纪初，臧老走过了百年岁月，他为那个云谲波诡、沧桑巨变的大时代吹响诗的号角。
臧老的诗是炽热的，因为他的心是炽热的，他的诗篇里燃烧着他生命的火焰，正如他在一首短诗里说的那样——
我，
一团火。
灼人，
也将自焚。
寥寥十个字，却字字掷地有声。不妨说，它是一幅诗的画像，是诗人的人生追求和精神境界的真实写照。
臧老辞世后的第三天，我到红霞公寓他的住处去吊唁，从郑曼大姐的言谈里，听到一件似乎很平常却引人思索的事，说是臧老逝世的消息刚刚从媒体传出的当天，便引起他牛前居住多年的赵堂子胡同邻里们的震动，人们或者打电话对臧老逝世表示哀悼，或者径直到臧老家中吊唁、慰问。
赵堂子胡同是臧老居住多年的地方，那里有臧老自费购置的一所院落。臧老常年坚持在胡同里散步，结识了许多街坊邻居，彼此随意交谈，成了朋友。遇有办喜事的人家，臧老还要送一份贺礼。邻居家的孩子们，也时常到臧老家来玩耍。如今，臧老虽然离开赵堂子胡同好几年了，但那些老邻居们却依然怀念着他，为他的辞世感到悲痛……
郑曼大姐的话讲得很简略，我听起来却觉得沉甸甸地，分量很重，那些看似平凡的日常琐事，恰恰蕴含着臧老的一种精神、一种诗化了的人格精神，使人从中感受到臧老心中那蓬“灼人”且将“自焚”的火，是何等的明丽、炽热！
我想臧老所说的“灼人”，就是要燃烧别人，烧毁人的精神上的猥琐，祛除精神上的冷漠，使人的生命发热发光。所谓“自焚”，就是以自己的生命为火种，点燃自己，进而引燃他人，让人们的生命之火焕发出精神的光辉来。 ．通过多年来的交往，我真切地感觉到臧老是一蓬光耀华夏的火，同时觉得他又是一汪水，是杜甫所说的那种“在山泉水清”的水，清明纯净，可以清心，可以洗涤精神上的污垢。臧老是火与水的统一体。
臧老走了，郑曼大姐说：“他在最后的时日里，心情非常宁静。”
是的。臧老可以无所憾恨地结束自己的百年跋涉了。他的足迹，已经深深刻在中国新诗的百年历程中，永不磨灭！
二OO四年二月十七日
藏克家与重庆
■ 吕 进
我从大洋彼岸回来不久，就收到臧克家夫人郑曼先生的信。信中说：“克家在重病监护室。我们尽力想拖到秋天，让他闯过百岁大关。”臧克家1905年10月8日生于山东省诸城县，所以，有“拖到秋天”之说。但是噩耗传来，这位世纪诗翁终于在2月5日走完了他辉煌的生命历程。当中国新诗研究所的毕业生从各地给我打来电话报告从网上得到的消息时，我还半信半疑。2月6日和臧克家女儿苏伊的通话，才使我不得不确认，臧老真的离开我们远行了。
臧克家是新诗发展史上一位伟大的诗人。从1933年在闻一多、王统照、卞之琳等的赞助下出版处女诗集《烙印》起，在大半个世纪里，臧克家始终将他的同情与热爱献给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尤其是中国的农村和农民。他的伟大在于他的心永远与祖国、时代、人民相通，这是臧克家最突出的人格操守和艺术品格。1949年他写了名篇《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臧克家正是这样的人。
臧克家与重庆的关系很深，重庆人对他的感情也很深。在沙坪坝的名人广场树立着他的塑像，镌刻着他的诗篇《歌乐山》。在抗战烽火里，1942年8月，他从河南叶县徒步到达重庆。到重庆仅几天，就与郑曼女土举行了婚礼——所以，重庆对于臧克家还有别一番意义。在重庆的第一年，他住在张家花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宿舍里。第二年8月移居歌乐山的赈济委员会留守处，一直到抗战胜利。1946年7月才离开重庆到南京。
在重庆的四年，是臧克家创作丰盛的四年。他出版了好几部诗集，如《古树的花朵》、《向祖国》、《感情的野马》、《国旗飘在鸦雀尖》、《生命的秋天》等等。尤其值得提到的，是被他称为与《烙印》作为“一双宠爱”的诗集《泥土的歌》。他还出版了回忆录《我的诗生活》，这是臧克家撰写回忆录的开始。诗集《宝贝／L》是臧克家从事政治讽刺诗创作的成果。他的自选集《十年诗选》也在1944年由重庆时代出版社出版。
一直到晚年，臧克家都对重庆充满怀念。1985年，《重庆晚报》副总编刘子茵托我向臧老约稿。臧老寄来的就是他的著名散文《歌乐山·大天池》。在文中，臧克家深情生动地回忆了在歌乐山的时光。文章一开始他就写道：“歌乐山大天池，一提起这个名字，我心里就直冒热气。在困苦的战时，我在这山窝的农舍里度过了三年多愉快时光。”他有一首《歌乐山》：“我放弃了歌乐山，／我永远占有了歌乐山。”他在，1978年怀着深深的思念写了一首《忆山城》，诗中唱道：“山城它是一位故人／醒时梦里常来人目”。
1989年，重庆出版社编辑出版《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出版社沈世鸣总编辑请臧老担任《诗歌卷》主编。臧老为了编好这本书，尤其是为了这本书的序言，付出了许多精力。《臧克家全集》收入八封致我的信，其中，有五封都是在讨论这篇序言。他在信中说：“为了这个序言，我花了大功夫，看了大量材料，酝酿了好几个月！”
1986年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成立，臧克家欣然同意担任顾问教授，并出资在新诗所为优秀研究生设立臧克家奖学金。他这位顾问教授可不是挂名的，他对新诗所的建设十分关心，时时提出他的意见和建议。对于我，臧克家也很关心。我比他年轻30多岁，但他老是叫我“吕进老友”。不过，对于我来说，臧老的确不仅是前辈和老师，也是感情颇深的忘年交的朋友。他不因我的年轻和资历较浅而轻视我。我们往往平等地讨论问题，达到一致意见。在《吕进的诗论与为人》一文中他写道：“他的求实态度，多少校正了我个人的偏激看法。”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在重庆的西南师大和成都的西南交大同时担任“双聘教授”。他和郑曼先生、苏伊都写来好几封信，要我注意休息，不要太劳累。对于我想离开西南师范大学回故乡成都，臧老来信说：“到成都另辟天地，可是复杂。应付须费心机，望权衡何去何从。”我听了他的忠告，留在了重庆，留在了新诗研究所。80年代中期，我的太太得了大病，住院手术，生死难卜。臧老和郑曼先生十分焦急，一再来信问候。这种问候持续了十来年，一直到我的太太的健康出人意料地彻底好转。这事使我们全家一说起就很感动。
臧老是诗人性格，为人坦诚，肝胆相照，有什么说什么，没有手段，没有城府。80年代初，我听说臧老给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写信，建议他做事要三思而后行，讲话要控制感情。我不太相信，心想，再直率，可能也不会直到这个地步吧。最近《臧克家全集》出版，我果然查到了这封信。我还记得，当时耀邦叫人给臧老送去一篮荔枝和一封信。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一个伟大的诗人的人格光芒四射。臧老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