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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页很难引发情思，重返网页也不能消解乡愁，因为乡愁的酿造需要漫长的岁月，网页却只能把两个相距千山万水，远隔悠悠岁月的事件同时呈现给你，省略了时空两点间繁复细腻的过程。在网页上你只消轻轻地一按鼠标，就能从今天的硅谷飞越时空的深渊，来到五十年前小桥流水的江南，五十年的喜怒哀乐，辛苦遭逢都消失在两个网页之间。频繁不断地点击链接，周而复始地浏览网页，并不能在你的脑海中沉淀出厚实的记忆，酿制出醇厚的乡愁。魂牵梦绕的记忆是酿制乡愁的“酒曲”，而记忆却奠基在所有感官同时参与的基础上。父亲的背影，母亲的教诲，门前的流水，邻里的笑容，街市的繁忙，都借助感官神奇地复活了，在大脑神秘的协调下，故乡又出现在眼前，哪怕已经远离家乡千万里，纵使早已离开故园数十年。你不必回家，家却能进入你的脑海，跃入你的眼帘，因为你曾经在真实的故乡“访问”、“浏览”过。
这是由超链接带来的“家页”所做不到的。超链接的致命伤是它只有共时性，但缺乏历史感。网页与你的关系可以在一刻之间建立，故乡和你的情缘却需要日日夜夜的编织，朝朝暮暮的熔炼。在这里，网络技术在速度上的优势恰是它在构筑人文情怀上的弱点。“速度与忘却共进退，缓慢和记忆齐消长”，进步得越快，忘却得也越彻底，而缓慢的步伐才留得住深沉的记忆。高速发展的社会容易失去连续性，而缓慢前进的文化才容得下历史感。速度与历史，经济和人文，这之间的悖论正是社会人文学的大课题。
网络当红的日子里，像我这样的“唱衰之音”不是主流，不过也并非仅有。前些日子，香港中文大学的童元方教授寄来了她的近作《为彼此的乡愁》。牛津大学出版的这本小小的散文集收集了元方的几十篇短文，写故乡，谈父子，更叹人生何似。其中一篇写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的短文引起了我的兴趣。莱特曼是该校物理系的教授，居然拒绝用电邮，也不用网络。他认为电邮的致命处是它的“即时性”，电邮太快，不给人斟酌的余地，一切都在仓促中决定。这种极端的态度也许很难让人接受，但正如元方所说，这可能是莱特曼的偏见或成见，也可能是他的洞见与睿智。
因此，我刻意涉“网”不深，不想让网络过多地侵入我的生活。我大部分的网上活动都带有实用目的，聊天室之类的虚拟空间偶尔也光顾，但多是传达信息，不会借它来培养情感。用符号表达出来的“握手”，借键盘敲击出来的“拥抱”和真实世界里的举手投足是不能相提并论的，离开了聊天室，大多是人一走茶就凉。
确实，科技还会进步，网络也会发展得能以假乱真，但它终究取代不了那个并不完美的故乡。网络上忙碌的现代人是否也应在电子高速公路上偶尔停一次车，离开一下网页，到人群中去，到闹市中去，去看看那已被你冷落多时的故乡？
新书过眼
特约栏目主持：黄 湘
《弱者的武器》，＇美＇斯科特著，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1月版，29。50元
说到资本主义对传统乡村社会的破坏，马克思曾在《资本论》里做过如下论断：“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封建制度给予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而对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人人类编年史的。”可以说，本书和作者的另一部著作《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7月版），既是对上述论断前半句话的绝佳注脚，又包含了对后半句话的深刻修正。
关于“旧封建制度给予的生存保障”，作者指出，传统乡村社会首要的生存伦理是：“在村民们所控制的资源允许的范围内，将保证所有的村民家庭都得到起码的生存条件。”（《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第51页）“乡村的再分配是不均匀的，甚至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会出现平均主义乌托邦。我们可以设想，村里希望尽量减少义务的富人和从公有社会保障中得益最大的穷人之间总会存在某种紧张关系。穷人方面得到一个‘地位’，而不是平等收入，同时一定会失去身份，这是他们的永久依赖性的后果。然而，这一模式确实体现了乡村相互关系的最低道德要求。它通过大多数村民的支持或默许而发挥作用，而且，在正常情况下首先确保‘最弱者的生存’。村庄所具有的作为一个村庄的道德稳固性，事实上最终基于其保护和养育村民的能力。只要村庄成员资格在紧急情况下是重要的，乡村规范和习惯的‘小传统’就博得广泛的接受。”（同上，第55页）
然而，在农业资本主义或者说“绿色革命”兴起以后，传统乡村社会对穷人的生存保障便逐渐瓦解。“由绿色革命所创造的新增收入的大部分，显然被稀缺生产要素——土地和资本——的所有者拿去了……由此可以推知，在那些占有少量土地和租佃土地的阶级占农村大多数人口的地区，例如东南亚的大多数水稻区，绿色革命的社会后果将会带来很大的痛苦。”（同上，第269～270页）这是因为，“绿色革命”的“利润与其说依赖于剥削穷人，不如说是忽视或取代他们。”（《弱者的武器》，第296页）“由于村中的穷人在稻米生产中已经几乎是多余的，反过来，他们随之在社会上也变得多余了。”（同上，第166页）以马来西亚吉打州种植水稻的塞达卡村为例，在当地的“绿色革命”也就是水稻双耕以前，“人们或许可以认为穷人是塞达卡的贫民或者说是次等公民。现在，他们依然很穷，尽管已经从极度的营养不良和饥饿中挣脱出来，并且肯定是次等阶级，但是，我们越来越没有理由把他们称为公民了。”（同上，第221页）——这正是马克思断言的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人“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的前提条件。
然而，在作者看来，至少在“绿色革命”中，穷人和富人的阶级斗争并不是用“血和火的文字”书写的。穷人在物质层面的反抗主要表现为零星的纵火、怠工、偷窃等“日常形式”，就这类反抗而言，“如果斗争是公开的，那就极少是集体性的，而如果斗争是集体性的，它们就极少可以公开。两者相遇几乎等同于‘意外事件’，结果通常是不了了之，并且作乱者会在黑暗或匿名的掩护之下逃离，消失在‘老百姓’的保护层中。”（同上，第294页）真正有效的反抗毋宁说集中在精神层面，正是传统乡村社会公认的生存伦理为穷人提供了得心应手的话语武器。与生存伦理相对立的是“一种有关狭隘的经济利益、利润最大化、积累以及财产权的直截了当的语言——简而言之，资本主义的语言。实际上，这种语言在村庄生活中没有任何道德地位。”（同上，第284页）“穷人竭力倡导的价值观甚至在富人的话语中也得到默认，它将名誉、地位和声望授予那些遵守这些价值观的人。反过来，这些价值观还使得那些故意违背它们的人成为人格诋毁的对象。实际上，许多富人不得不在自己的名誉和双季稻的全额利润之间作出选择……地方观念和习俗的约束仍旧对人们的行为具有微弱但可以感知的影响力。受人尊重，或者至少不被轻视的愿望，是村里的一种实质性的压力。”（同上，第285页）“就富裕村民而言，他们同样利用所有规范话语的弹性来最有利地表达他们自身、他们的权利主张和他们的利益……他们坚称收入上的差距是微不足道的，宣称这里所有人都在大致相同的立足点上种植水稻，并且断言那些明显贫穷的人的行为在道德上不具备获得任何同情照顾的资格……事实上富人从不公开否认富人应该考虑穷人的需要这一原则——而是争论事实以及它们对特定情形的适用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意味着，他们自己不经意地‘促进了——完全正式的——规范的保存’。”（同上，第376页）无论如何，“延迟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面转型，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而且人道的成就。在受到包围的农民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它通常是唯一的成就。”（同上，第285～286页）
事实上，乡村里的穷人和富人都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隐藏在日常的阶级斗争前台背后、主导农业资本主义进程的国家力量才是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