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民众参与的一个特点。作者在所有调查过的美国地方政府都看到了这种现象。让市民在政府的日常管理和决策中就起顾问和咨询的作用，从而不仅从开始的选举环节和最后的结果对地方政府进行监督，而且政府日常运作中的每一个月和每一项决策上都要充分考虑市民的意见。
在理论分析上，该书从五个方面综合阐述了“美国地方政府的预算制定、执行和管理”；“地方政府治理中公共事务的公众参与方式与制衡”；“美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资源的取得和使用”；“美国社会是怎样监督地方政府官员的”和“美国的政党政治及其运作规律和特点”。
在讨论对美国地方政府官员进行监督的问题时，作者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1）美国地方政府的组织结构几乎是复制了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在公司中，股东大会、董事会和总经理是相互协调又相互制约的关系，由此形成合理的治理结构。在地方政府中，选民、市长或市经理（行政长官）、市议会（立法机构）也是相互协调又相互制约的关系，由此形成合理的政府治理结构。选民投票选举出市议会议员、市长或镇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镇理事会，并由他们去聘用市经理或镇经理（Town Manager），由市经理或镇经理对政府的日常事务行使管理权。有关市镇的重大事项，要由市议会或镇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市经理或镇经理则必须对市议会或镇民代表大会负责。（2）地方政府重要部门的领导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3）没有听证就没有决策，重大事项交全民公决，决策中注重程序公正原则和保护少数原则。（4）地方政府官员任期不长，每年都有部分改选。美国人认为，如果政治家的任期长，选民对政治家的控制力将被削弱，政治市场的作用也会被削弱，就容易滋生官僚主义和腐败。（5）民众的自组织水平高，已对地方政府官员形成了制约之势。（6）政府运作公开透明，民众参政、议政渠道多。
书中还附录了作者对美国社会观察的8篇随笔，涉及哈佛大学的教育、在美国的中国非法移民、美国的旅游业、美国的汽车文明和堵车、反对恐怖主义以及和美国的警察打交道等。这些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读来十分有趣也发人深思。
韩方明博士在为本书作的“序”中说，“使我感兴趣的是，他的研究报告并不是那种纯学究式的晦涩理论，而是建立在丰富调查材料上的通俗表述……不能说新军兄的这项研究工作涵盖了所有的美国地方政府治理的模式，但是，可以说，他的工作为我国社会科学领域在这方面的研究，填补了空白、开创了先河。”
“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地方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在不少方面应该可以从新军兄的研究案例中得到启示和借鉴。比如，地方政府行政的透明度；权力的制衡；对地方政府官员的监督；联邦和州政府对地方政府教育的支持；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的筹资方法；多数原则、程序公正原则和保护少数原则的有机统一；听证在决策中的作用，等等，都值得我们在进行地方政府管理改革和创新上学习和借鉴。”
“过去我国许多官员和学者赴美访问后，都对那里地方政府治理的方方面面进行过点滴的评价。由于各人观察的角度不同，接触的人不同，难以给人一个较为全面系统的概念。新军兄的这本书正好通过对不同案例的实地调查和理论分析，给出了一个美国地方政府治理的全景式的概览。这便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美国地方政府治理：案例调查与制度研究》，高新军著，西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2月版，16。00元）
街头的生存意蕴
丁国强
街头是社会的缩影，也是城市风貌的最表层。王笛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一书，从下层民众的生存状态人手，探寻城市的文化本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照历史的独特视角。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成都在社会剧变的冲击下，城市的街头成为政客、文人、军阀和下层民众混杂的公共空间。街头景象的转变是最迅捷的，社会改良者故意将摧毁旧秩序的象征性活动放在街头进行，因为谁控制了街头，谁就获得了城市的话语霸权。街头交织着新与旧、精英与大众等各方面因素，新的东西通过街头表演来渗透人心，旧的东西则是民众谋生的根本依靠，而为了对抗军阀的进入以维持街头的太平，民众与精英形成了无形的合作关系。捍卫生活的延续性，是精英与民众的共同利益所在。街头其实已经担当了消化社会危机的重任。街头的平静虽然只是薄薄的一层外壳，却能够承载一个城市的所有矛盾冲突，只要一切都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街头就会安然面对。近现代历史上的成都是一个相对封闭保守的城市，缓慢的变化使得城市空间弥漫着传统思想意识和习俗，这些东西因为不符合“文明”标准而被社会改良者嗤为陋习。成都民众以其强大的生存惯性揶揄着改良与革命，它之所以能够生发出的强大的僵持力量，是因为它拥有一个深不可测的城市社会和生活世界。一个城市的真实力量来自庞大的市民群体。只有城市居民才能赋予城市以最真切的关怀。从生存者的视角去观察城市是一个去蔽的过程，作为一个生存容器，城市给予它的居民百般滋味，也在日常生活流程中印证了各种解释与说法的虚妄。而对于旅行者来说，城市只是一种观赏对象，获取的是一种没有痛痒的感觉，街头在他们眼中只是一种假象。
包罗万象的街头是以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进入历史的。街头在精英的历史书写中向来是一个空白点，他们对于贩夫走卒、三教九流的生活方式的隔膜。虽然他们自身也难以从街头这个“剧场”中脱身，但是，他们常常忽视街头这一重要公共空间的存在，好像街头只是城市地理中一个静止的方位而已。正如王笛所说：“目前我们仍然缺乏对公共空间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人们对街头的争夺，国家权力对社会基层的控制程度，以及街头在地方政治中扮演的角色等问题的了解。”（王笛著：《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6页，以下出自该书的引文只标页码）。由于清朝的最基层的官僚机构只设到县级，这大大限制了国家进入社会的程度，地方政府很少直接参与街头控制，街头主要由邻里组织和保甲系统控制，这使得城市街头处于一种松散的自由状态。晚清的城市生活并不像后来者所描述的那样糟糕或者腐烂。城市街头在大多数时候总是保持着日常生活的平静和美感。1901年2月23日的《纽约时报》上这样记录着美国人对中国内陆城市的感受：“步行在用石板铺就的街道上，两旁店铺里的商品琳琅满目，满载货物的蒸汽轮船从拱桥下穿过。帕尔森赞叹道，这真是优雅的风景。”（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其实，成都的优雅风度在很早就开始培育起来了。下层市民的生活空间并不像异质叙述者所描述的那样肮脏、嘈杂和恶心，满目疮痍。这种误读不仅是偏见所致，更与常识的匮乏有很大关系。历史学家关心的是处于城市上层的权力阶层，而对于城市社会底层的日常生活是怎么组织的则一窍不通。被妖魔化的底层生活实质上暗藏着中国社会的全部秘密。
下层民众处于城市的边缘，置身于城市权力格局之外，却又是城市公共空间的进入者，尽管他们的立足之地十分可怜，但是，他们又在无时不刻地影响着一个城市的生存方式。下层民众往往最具有地方性和沉淀性，他们所创造的生活风格和大众文化具有惊人的生命力，是一座城市文化史的最有力的见证者。对底层生活的盲视证明了精英分子全能叙述的失败。精英与民众知识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对街头的理解与使用上。底层民众对于街头的占据是一种生活事实，也是一种坚固的生活传统，他们在街头艰苦谋生或乘凉休闲，本身就是对城市生活的一种参与。而社会改良者则力图按照西方的观念改造城市，易引发轰动效应的街头遂成了他们教化启蒙民众、领导动员民众的重要平台，他们在构建新秩序过程中，打破了街头文化的渐进性。除非像“讲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