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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等于反传统？未必。反传统的“愤青”或者源于五四，或者源于“文革”，从书中文字看李零先生二者得兼，但主要应该还是后者，因为他承认自己“‘文革’受过刺激”，跟王朔、王小波一样。虽然据说愤青还有“左愤”和“右愤”，我想“愤”的基本心理结构应该相近，即情结支配思维，表现为行为就是为愤恨而愤恨。这个plex的主体或为怨恨逆反，或为自卑自傲，或为压抑迁怒，至于发泄指向或左或右或洋或古则取决于各自早期经验。钱理群拿李零的解构孔子（有位“自由主义”作家在表达其自己的欣赏之后，也认为该书“解构”得有些“过头”）与鲁迅相比，实际二者是不相伦类的：鲁迅的反传统是基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愤激，体现着民族魂的精神光辉；李零的解构（实际从书中你根本看不清作者对孔子究竟持怎样一种态度，一会表示要学点什么，一会又说敬不敬孔子是个人爱好并引王小波王朔为同调）则是对一切“宏大叙事”的质疑与嘲弄，其情绪是个人性的，其尺度也是个人性的。这点由二人的行文以及行文中流露出的情绪可以看得很清楚：鲁迅的文字后面有一股力道撕开黑暗使你不能不面对并在面对中变得坚强；李零的文字后面则只有他自己，一个以调侃为幽默以亵渎为勇敢似自谦而实自矜似超然而实偏执的“老80后文人”，一个用传统资源否定传统价值的“新五四”学者！鲁迅笔下的“过客”孤独而坚定，是穿过黑暗去迎接日出，而本书封面上的“丧家狗”三个字跟这一切毫无关系——那从台北流浪狗延伸出来的意象又跟什么样的精神家园扯得上呢？（第1页）我看到的只有失意、无聊以及若干莫名其妙的洋洋自得。出版座谈会上刘军宁也表示不理解李零“怎么会把一个心底坚持理想的人说成丧家狗？”——不知为什么，他还认为五六十岁年龄段的人，相对最缺理想主义。我说，于丹把《论语》熬成一锅心灵鸡汤，反映的是她自己的理解能力；李零将孔子描述为丧家狗，则是把自己的心态和心量当成了孔子的精神和事业。
不由想起苏东坡和佛印的故事，想起故事中苏小妹的一段话：心头有尊佛，看到的就都是佛；心头有堆粪，看到的就都是粪。王朔、王小波最近很红火，从报纸到电视到网络铺天盖地——把李零教授称为学界王小波或王朔不也是很合适合的么？只不知他会不会也像孔子听到郑人说自己像丧家狗时的表现一样，“欣然笑曰：然乎哉然乎哉”？
（《丧家狗：我读“论语”》，李零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版，48。00元）
读于北山先生年谱著作三种
许芳红
读到去年出版的《于北山先生年谱著作三种》，欣赏着带有浓郁古典意味的封面设计，想起先生辞世于今已二十年，不胜感慨。
《于北山先生年谱著作三种》由《陆游年谱》《杨万里年谱》《范成大年谱》组成。陆游、杨万里、范成大与尤袤并称南宋“中兴四大家”，他们以诗人兼政治家的身份在南宋诗坛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文学史上有崇高的地位，三种年谱的问世对三位诗人的研究无疑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是一件令古代文学研究者非常高兴的事。然而，有多少人知道这三本书及其作者的坎坷命运。
于北山先生虽为一代硕儒，苦心孤诣于文史园地，然现在年轻的学者对他可能并不熟悉。于先生1917年生于北方一农户家庭，聪颖好学，国学根基甚厚，年轻时曾为谋生投身行伍，但醉心古诗文，建国后先后于南京教师进修学院、南京师范专科学校任职，授课之余，倾全部心力于学术研究，曾师从国学大师汪辟疆教授、罗根泽教授；词学泰斗唐圭璋先生则与先生半师半友。1951年先生着手撰此三谱，寒暑十易，《陆游年谱》终于完稿并于1961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即现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65年，《范成大年谱》与《杨万里年谱》完稿并寄交上海编辑所。1966年，《杨万里年谱》出版在即，《范成大年谱》也已进入审读程序，谁知平地波澜起，“文革”风暴横扫全国，先生遂成牛鬼蛇神，《范成大年谱》被封存，《杨万里年谱》正在修改，先生夫人藏手稿于煤炉边的火具筐中，幸而逃过红卫兵抄家之劫难。这十年的惊悸对于亲历过的人来说其痛苦会永烙心中，斗换星移，那段荒诞岁月终于过去，先生结束了苏北农村的下放改造生活，被调至淮阴师范专科学校（即现淮阴师范学院）任教，将余生全部献给了文史研究。其后，《陆游年谱》于1985年经上海古籍出版社增订再版，《范成大年谱》也于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问世，先生雄心勃勃，欲一鼓作气撰成《中国古代职官大辞典》《中国古代官制史》，然天不假年，先生于1987年元月23日突发心疾，遽归道山。先生逝后，又因出版机构改制，因年谱不能为出版社带来经济效益，出版社解除了《杨万里年谱》的出版合约。时光荏苒至2006年，距先生仙逝已近二十载，历经磨难的《杨万里年谱》经先生哲嗣于蕴生的整理，终于与《陆游年谱》《范成大年谱》一起合成《于北山先生年谱著作三种》结集出版。三本书见证了一个人的命运之痛与一个时代的沧桑。
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出版说明中说：“于北山教授病陆、范、杨三人年谱或失之阙如，或失之简略，矢志以一人之力，积十数年之功，经历非常之痛苦，勒成陆游、范成大、杨万里三人年谱。其篇幅之巨，考证之详，至今无可替代者。”并对年谱在体例方面的创新做了评价：“于北山教授编撰年谱，一改此前年谱纯客观记录之作法，融年谱、评传为一体，关键处不乏自己的评论、分析，体现了学术进步之迹。今我社将此三谱同时付印，总命名曰：‘于北山年谱著作三种’，既彰逝者之学术，且示来者以轨则。”展读年谱，读者会深感此是的评。先生所著年谱，有如下几大特点：
一、体例创新在体例上，年谱首“时事”，次“谱文”，再次“注文”，“时事”部分，略记宋、金和战形势等，俾与谱主之时代背景、社会现实、诗文内容，互相参证。“谱文”着重谱主之爱国思想、政治活动、文学见解、交游动态等方面。“注文”所占比重最大，包括谱主诗文、仕历和交游有关资料。一般年谱多给出谱主一生行事交游，很少注出材料出处，而于先生这三种年谱则在体例上予以创新，在谱文后给出注文，并注明资料来历。这一小小的体例创新却烛照后学，度后学以金针，具有指示门径的作用。如《陆游年谱》第1页谱文为“陆游，字务观，别号放翁。越州山阴人。”这一般常见的简单介绍先生竟从《宋史·陆游传》到《山阴陆氏族谱》、叶绍翁《四朝闻见后录》以及《诗稿》卷六十六《题陈伯予主簿所藏秦少游象》等一系列材料旁征博引，而在其按语中还详细罗列介绍了关于陆游家世其他资料。谱文与注文并重，令读者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另外，注文中材料的丰富与集中在年谱中实属罕见，对于宋代研究者来说，若对一某问题有疑问，则可循此索得，省下很多工夫。
二、坚实的材料基础，卓越的考证工夫先生学问广博，著作论文多有识断。如杨万里生年，后世多据《宋史》推算，定于宣和六年。自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行世，相沿成习。先生则据杨万里长子长孺《诚斋杨公墓志》：“建炎元年丁未岁九月二十二日子时生。”定于建炎元年丁未岁。（《杨万里年谱》第7页）正如先生所言，“毫无疑问，此墓志铭应为最确凿无误之证据。”（《陆游年谱》，第13页）并且列出《再答陆务观郎中书》《上陈勉之丞相辞免新除宝谟阁直学士书》、周必大《益公题三老图》《答虞祖禹兄弟书》等材料以作进一步支持。
先生多辨前人之诬，充分表现了一位学者的注重实证的精神。再如陆游前妻唐琬与陆母为姑侄关系，几为定论，然先生却云：“唐氏与其母夫人为姑侄之说，未可轻信。”（《陆游年谱》第44页）先生认为：“周密《齐东野语》谓陆游妻系唐闳之女，‘于其母夫人为姑侄’。以姑侄骨肉之亲，非逐之门外，迫其仳离不可，违情悖理，殊属可疑。经反复探索，始知‘姑侄’这说不确，应作‘族姑侄’方符实际。”（《陆游年谱》第56页）先生从唐闳一族与唐介一族之来源考订，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