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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后显示，很少有超过十分之一的人口伤亡。成吉思汗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城市的毁灭者，而非屠杀者（第125页），这个观点是正确的。成吉思汗毁灭城市的战略受到草原文化本身的制约，而非民族的野蛮和残忍。
波斯史家拉施特（Rashid ed…Din，1247～1318）对成吉思汗的性格有很经典的刻画：成吉思汗曾问不儿古赤（《元史》称博尔术），人生何者最乐？不儿古赤以春日走马飞鹰出猎为最乐作答。成吉思汗则说，不然，战胜敌人，夺其所有，见其亲人流泪，纳其妻女才是人生之最乐。（《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62页）威泽弗德指出，成吉思汗并不认为这种夸张的描写就是对他的贬损，这是他通过文人之笔传播恐惧的有效方法，蒙古人是在利用恐怖宣传来加速征服。（第120页）作为把战争当作生产的游牧民族来说，成吉思汗把抢劫和毁灭作为国策，出于森林游猎民族视天下财物如同猎物的天性。农田、沟渠、城镇不仅延缓了骑兵的速度，也妨碍了野生动物的自由迁徙，因此蒙古人与金人作战后的退田还草，在文化功能上可以满足骑兵的军事需要，同时也使他们赖以为生的野生牧群重返退耕的草原上。（第105页）作者感到仅从文化功能上还不足以说明拉施特对成吉思汗形象描写的片面，他强调了在长期的征服过程中，成吉思汗的目标也由早先的抢劫发生变化，逐渐形成了建立世界统一帝国的使命感。成吉思汗告诉其子孙，他最重要的教训就是战胜一支军队不等于征服一个国家，你只能通过赢得民心的方式来征服。（第131页）换言之，在威氏的笔下，成吉思汗最终认可了文明世界的价值体系，忽必烈在元朝建立了一套比宋律“更温和、更人道”的刑法体系就是其结果。
二、蒙元帝国的现代性
蒙古部落兴起时的人数不过百余万人，成吉思汗去世时，遗留的全部兵力也
只有十二万余人。（《多桑蒙古史》上卷，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179页）而成吉思汗和其子孙建立的蒙元帝国包括中国本土的元朝、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和境外的钦察汗国、伊儿汗国，其疆域东起朝鲜半岛，西到巴尔干地区，北起西伯利亚，南到中南半岛，总面积约三千万平方公里，征服的版图涵盖了今天世界上三十多个国家和三十多亿人口，包括中华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和罗马文明的世界诸多古国，在蒙元帝国的征服面前都不堪一击。蒙古帝国给世界带来如此巨大的冲击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影响，视角不同，结论则异。少数史家能够从草原文化的角度看问题，比如格鲁塞说，尽管蒙古帝国统治下的农田荒芜，定居国家的正常发展停滞不前，但对游牧民族来说，这为畜群造成最大的便利。（《蒙古帝国史》，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76页）又如，元朝划分国人为四等（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的制度是一种民族压迫制度，但也有人认为，这个制度在以掠夺为目的的游牧文化中明确地划分了社会不同集团的义务和权利是一种进步。（傅海波：《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21页）威泽弗德和史学家不同之处在于，他不讨论成吉思汗和蒙元时代对当时世界的影响，而是以全球化的眼光审视蒙元帝国对今天世界的积极意义，这就比较罕见。
今日世界有很复杂的面貌，“现代性”则是一个用以描述它而争议较少的概念。尽管“现代性”这个概念在不同学科中的内涵不能取得一致，但“技术”、“商业”、“世俗性”和“全球化”都是现代性的基本要素。威氏认为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的形成有关，恐怕就是出于这些考虑。从技术上看，在蒙古兴起之时，成吉思汗的部落没有掌握任何生产技术，其首领的财富不过是拥有马镫。蒙古征服开始之后，却能够吸收每一个文明的所有技术，并在各文明之间传播。最突出的是把我国的火器技术带到了西方。
如果没有全球性的商业扩张恐怕也就没有今天的世界体系，在促进全球商业方面没有哪个民族能与蒙古人相比。威泽弗德认为，近代的世界体系是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之下形成的，而在十三世纪已经出现过由蒙元帝国维持了一世纪之久的“世界体系”，十三世纪之初是军事征服，到了后期，寻找新商品成为蒙古扩张的动力之一。在欧洲，自蒙古人入侵五十年以来，众多被孤立分隔在各自的小圈子里的文明融为了一体，有了统一的洲际交通、商业、技术和政治体系；在亚洲，中国传统的抑商政策被蒙古人彻底打破，中国的工场不仅要为世界市场生产传统的中国瓷器、丝织品，还要为专门市场增加全新的品种，出口欧洲。（第238页）作者的这些看法就好像是在评论今天的欧盟和中国的制造业。
重商主义是近代资本主义兴起的条件之一，它把货币当成财富的唯一形态；而资本主义的特征按照黄仁宇的简明概括，就是“数目化的管理”，这两项重要的特征在蒙元帝国都有清晰的表现：蒙古人在疆域范围内使用纸币（交子）和阿拉伯数字，并使之传播到世界。威氏本人在书中并没有这样强调，但他也指出了蒙古人对数字信息非常重视的客观原因，即帝国的庞大需要更方便的计算方法来管理越来越大的数额和处理越来越复杂的数列，蒙古人采用阿拉伯和印度数学许多实用新方法进行“数目化管理”自然顺理成章。在当时花剌子模帝国的城市都有一个数学知识中心，英文中的“algorithm”（运算法则）一词就源自于“alKhwarizm”（阿拉伯语“来自花剌子模”）。蒙古人采用阿拉伯数字进行管理的结果就是把阿拉伯数字、零、负数和代数学介绍到了中国。（第243页）不过，建立在商业基础上的“数目化管理”在中国水土不服，这是后话了。
今天的世界是随着血缘、家族、种族、地域、国家等共同体一个个逐渐弱化而形成的。长期被视为野蛮民族的蒙古人恰恰最不受血缘、地域和国家这些概念的束缚，成吉思汗成为蒙古草原统治者之前发生的“巴泐渚纳誓约”事件是一个很好的证明。1203年，成吉思汗和汪罕争权，亲戚都背弃了他，他逃避到巴泐渚纳湖，身边只剩十九人。此时出现了一匹野马，精疲力竭的人们得以杀之果腹。成吉思汗此时对部下发誓永不相忘。这十九个人来自九个不同的部落，既有基督徒（聂斯脱里派）和萨满教徒，也有穆斯林和佛教徒。这一事件对蒙古人极具象征意义，表明对蒙古人来说，忠诚超越了血缘、种族和宗教信仰。威泽弗德认为“它接近于形成一种建立在个人选择和互相承诺基础之上的、现代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这一关系在铁木真部众中成为一种新型共同体的象征，这最终将作为蒙古帝国内部统一的基础，处于支配地位。”（第64页）蒙元帝国实行宗教宽容政策，不树立意识形态偶像、不定思想罪、不将自己的制度强加于所有的臣民等行为都可以溯源于此。威泽弗德指出，蒙古人的务实精神使他们不在乎意识形态问题，天文学是否符合《圣经》、书写是否符合文言规则、绘画是否需阿訇赞同都没有关系，他们只强制实行技术、农业知识和国际新规范，打破当地精英对思想观念的垄断。（第245页）蒙古人何以能够如此呢？显然这与蒙古帝国兴起之初技术落后、没有文化优越感的包袱相关。当时的中国、波斯和阿拉伯国家都是文化和技术发达的地区，尽管彼此之间有商贸往来，但各自文化的传统藩篱也有阻碍新技术和新观念传播的作用，比如蒙元时代之前，印刷术、纸币、火器、自由贸易、外交豁免权等只在个别区域存在，是蒙古帝国予以推广使之构成了现代世界体系的基础。蒙元时代出现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是前所未有的，这和现代美国的兴起颇有些类似，值得思考。
三、作者重估蒙元时代的文化背景
1127年，成吉思汗在征西夏时去世，遗命秘不发丧。诸将奉柩返回蒙古，途中尽杀所遇之人以封锁消息。其陵寝不封不树，下葬地区由兀良哈部严格守卫数百年已无法辨识陵寝所在。成吉思汗生前建立了不世出的业绩，身后不搞有形的崇拜，只有一面在战时指挥的黑色旗帜被作为灵魂信物保存了下来，成为蒙古人的精神象征。它历经风雨和战乱，在蒙古保存了数百年，却在二十世纪的极权统治下消失。为确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