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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又问他最近还在考虑什么问题，他说，最近没有顾上别的，只是收到一个国际会议的邀请，领导让他自己考虑去不去的问题。
接着，他告诉我们，不久前他收到国际数学联合会主席先生的一封邀请函，邀请他去芬兰参加国际数学家学术会议，并作四十五分钟的学术报告。
他说，据主席先生在信中介绍，出席本次会议的有世界各国的学者三千多人，但确定作学术报告者仅十来名，其中，亚洲只两名，一个是日本的一位学者，一个便是中国的陈景润。他觉得事关重大，便将此信及时交给了数学所和院领导。
当时，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同志接见了他和李尚杰书记，亲切地对他说，你是大数学家，国家很尊重你，这封信是写给你的。由你考虑，去还是不去？考虑好了，你可以直接回信答复。告诉我一声就是了。这使陈景润很受感动，领导这么信赖他，科学院这么关怀他，他从内心里感激！
一
回到所里，经过一番认真考虑，并作了一些调查研究之后，他很快写了一封回信。他信里大致有如下三点内容：第一、我国一贯重视发展与世界各国科学家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友好关系，因此，我感谢国际数学会主席先生的盛情邀请；第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个省，而目前台湾占据着数学会的席位，因此，我不能参加；第三、如果驱逐了台湾代表，我可以考虑出席。
回答是何等富有原则而圆满！
简直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他绝不像传说中的那样“傻”，那样“痴”，而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的科学家。
接着，他又向我们讲述了——实际上是控诉“四人帮”借所谓“批邓”，企图利用他栽赃、诬陷邓小平同志的罪恶行径。他说，曾经有几个挂着“记者”招牌的人窜到数学所，三番五次地动员他、威胁他，要他写文章“批邓”。他巧妙地拒绝了。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这些人又变了一副腔调，哄骗他说，人家不都说你是走“白专”道路的人嘛，好啦，现在有个机会，如果你对“批邓”表个态，写篇文章，那就可以证明你是“又红又专”的科学家。
陈景润依然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他还向我们述说了一些他在“文革”中被残酷批斗的惨状，以及他如何施计躲避参加斗争他的老师华罗庚教授的情景。
听到这些令人感动的故事后，我和徐迟同志增进了对他的了解，消除了某些误解。当然他也的确有些怪癖，但多半属于性格所致。
他很有耐力和韧性。在那样艰难的条件下，能够坚持攻克“哥德巴赫猜想”，需要多么大的毅力。
徐迟动情地悄声对我说：“周明，他多可爱，我爱上他了！就写他了。”
毕竟，对于刊物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选题，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选题。虽然这件事运作前我们已经汇报给主编张光年（光未然），他表示支持，但今天这些新的情况必须向他及时汇报。
当晚，我安排徐迟住进中关村科学院招待所后，立即返回城里，直奔东总布胡同四十六号张光年同志家，当面向他述说了当日我们的感受。
张光年饶有兴味地听着，还不时提问。考虑片刻，他斩钉截铁地说：“好哇！就写陈景润！不要动摇。‘文革’把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不得翻身！现在党中央提出搞‘四个现代化’，这就要依靠知识和知识分子！陈景润如此刻苦钻研科学，突破了‘哥德巴赫猜想’，这是很了不起的！这样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可以进入文学画廊？！”他示意我说：“你转告徐迟同志，我相信这个人物他会写出一篇精彩的报告文学，就在明年一月号《人民文学》上发表。”
主编张光年的果断拍板，促成了《哥德巴赫猜想》的出世。
为了写好这篇报告文学，徐迟进行了深入采访和大量调查研究。他住在中关村，白天黑夜都排满了采访日程。他先后采访了许多著名的数学家，其中有陈景润的老师，有陈景润的同学，也有现在的同事。有讲陈景润好的，也有对陈景润有看法的。讲好的、讲坏的，正反两方面意见他都认真地倾听。他说：“这样才能做到客观地全面地判断一件事物、一个人。”这期间，他花了很多工夫硬“啃”了陈景润的学术论文。我说：“好懂吗？”他摇摇头说：“不好懂，但是要写这个人必须对他的学术成就了解一二。虽然对于数学，不可能都懂，但对数学家本人总可以读懂。”
有天，徐迟在食堂吃饭，一位女同志，知道他是作家来写陈景润的，便直言劝告他：“别写陈景润。科学院、数学所的优秀科学家多的是，干嘛非写陈景润！这可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写写数学所的杨乐、张广厚也好啊。”
当然，采访中赞成写陈景润的人也不少。
在数学研究所，徐迟去了陈景润经常出入的图书馆，去了他的办公室，跟他一起进食堂，一块儿聊天，还去看了“文革”中陈景润被毒打而滚下楼的那个楼梯。很快，他和陈景润成了知心的朋友。但是唯独没有看到过一个重要的地方——陈景润解析“哥德巴赫猜想”的那间六平方米的房间。如果不看看这间小屋，势必缺少对他攻关的环境氛围的直接感受，那该多遗憾！
为此，我们一再向李尚杰同志表达这个小小的愿望。老李说：“小陈可是从来不让人进他那间小屋的！他每次进了门就赶紧锁起来，使得那间小屋很神秘。我倒是进去过，如果你们要进去，只能另想办法，要不，咱们搞点‘阴谋诡计’试试看。”
经策划，这天，我和徐迟、李尚杰三人一同上楼，临近陈景润房间时，老李去敲门，先进屋。我和徐迟过了十分钟后也去敲门，表示找李书记有急事，然后争取挤进屋去。
当我敲响门，陈景润还未反应过来，李尚杰抢先给我们开了门，来了个措手不及，我和徐迟迅速跨进了屋，他也只好不好意思地说：“请坐，请坐。”其实，哪里能坐呀！我环顾四周，室内一张单人床，一张简陋的办公桌和一把椅子。墙角放了两个鼓鼓囊囊的麻袋，一个装的是他要换洗的衣服，另一个全是计算题手稿和废纸。办公桌上除了中间常用的一小片地方，其余桌面上落满了灰尘。他有时不用桌子，习惯将床板的一角褥子撩起，坐个小板凳趴在床上思考和演算。真可谓艰苦奋斗哪！
徐迟经过深入采访。经过一番梳理、思索和提炼，反复斟酌，几番修改，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终于完成。
《人民文学》以醒目的标题，刊发在一九七八年一月号头条。
这期刊物出版时，我正陪同徐迟奔波在遥远的云南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里，采访病中的著名植物学家蔡希陶。这就是后来徐迟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报告文学《生命之树常绿》。
《哥德巴赫猜想》一经问世，立即引起读者热烈反响。许多人争相购买和竞相传阅，各地报纸、广播电台纷纷全文转载和连续广播。党政军领导干部喜欢文学的和平时不太关心文学的，也都找来一遍又一遍地阅读。还有人格外喜欢文章中第六节对“文化大革命”尖锐批判的精彩描写，有的人甚至能够背诵出来。
当时，中央关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尚未做出，而人们积压已久的愤懑被徐迟痛快地说了出来，这正是徐迟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政治敏锐性。
一时间《哥德巴赫猜想》飞扬神州大地，几乎家喻户晓。陈景润也因此名声大噪，天天都有大量读者来信飞往数学所。直至过了几个月，我和徐迟再去数学所看望陈景润时，他指着堆满办公室的若干满满当当的麻袋，既兴奋又忧虑地告诉我们：“这么多的来信可怎么办哪！”起初少量来信，他还回得过来，成麻袋成麻袋的就不好办了。他觉得不回信，对不住热情的读者，也不礼貌。可要一一作复实际上又不可能，他因此感到不安。
其中，还有些信是一些女孩子写的，有的对他表示同情，有的表示爱慕他，愿和他结为伴侣，照料他的生活。还有附寄了照片的。陈景润很善良，也很纯真，这类信，他说都放在一起，锁起来，免得有人利用。
同样，徐迟也每天收到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他都一一认真地阅读。尤其是提出宝贵意见的信，他着意收藏起来，嗣后，在他编辑集子时，多数都参照着读者的有益意见做了改动。他特别在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