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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损害了。“聪明反被聪明误”，这自然也包含这种“聪明”的糊涂。
很明显，这些官僚主义者对郑板桥的“难得糊涂”有很大的误解。读人可知得失，读史能够明志。读读板桥先生一二，也能明白一些东西。
郑板桥曾是这样的“糊涂”人。他在任山东潍县县令时，接堂弟来信，求其为与邻居的墙基诉讼案帮忙。他回信劝弟“让他三尺又何妨”，之后，又写下了“难得糊涂”的条幅，并题跋道：“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他是有感于堂弟对小事情这样“明白”而发的，慨叹世人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聪明”转入豁达大度的“糊涂”则更难，主张“放一着，退一步”
则求得心安。试看他“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连睡觉都竖起耳朵听民间疾苦，国事大事天下事百姓事件件关情，这哪里是糊涂呢？其实，在封建社会中，也十分忌恨当官之“糊涂”的。清代雍正年间就有尹望山的一个故事：一次他问同僚所怕何物？有答怕蛇怕蝎的；有讲怕龙怕虎的，而尹望山却正色道：“这些我都不怕，就怕糊涂人！”这话言简意赅，令人抚掌叫好！
现在一些人把郑板桥的“难得糊涂”作为处世哲学，与郑翁的原意相悖甚远，如果是一般老百姓那还情有可原，若是负责一个地区和部门的领导干部作为从政的秘诀，那就成问题了。“可赞与可笑只差一步”。从一些现象就可以看出，由于某些领导人的糊涂，已给改革开放大业带来危害。重要的是我们的领导干部担负着为民谋利，替民造福的重任，要大胸怀有大宏图，大手笔写大文章，就应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做到“坚定清醒有作为”，需要执著与警醒、参与和奋发，而不是浑浑噩噩、马马虎虎、糊糊涂涂，倘若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大家都来糊涂，我们国家哪里还有前途？我们的民族哪里还有希望？
宋人吕端主张“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繁文缛节，则不加理会，鸡毛蒜皮，不吹毛求疵；方针政策，原则问题，大是大非，十分明白。这恐怕应是为“官”从政，克服官僚主义之道。总之，该清醒时，万不能马马虎虎，该糊涂时，切不可斤斤计较，从而才能在迈进新世纪，面对新任务，把握新机遇的征战中，任务清楚，思路清晰，头脑清醒，以其一腔志气、一分大气和一股锐气去开辟新天地，争创新优势，创造新业绩。文坛“好了歌”
如今的文坛艺坛，有一股媚俗之风在暗暗涌动；那就是对某些人的作品，往往一味投其所好，多迎合逢迎的掌声，耳畔满是“好了歌”！在不少场合，批评已经缺席，奉承司空见惯。谓予不信，且看举例说明。
一个唱得并不怎么样的歌手，其歌曲却常被吹捧得“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在一些亲情者的“掌声响起来”中，似乎天空中又冉冉升起一颗璀璨的明星。
有些才学画临池没几年的画家，缺乏“只研朱墨作青山”的恒心，也没有“搜尽奇峰打草稿”的专心，但却被人在一阵阵掌声中，稀里糊涂地走到了当代“虾王”、今世“猫王”的位置上，被捧作承前启后的“大家”、最为耀目的“明星”、横空出世的“大师”。
还有附庸风雅的人，弄过一些极一般的文字，写过一些很普通的文章，思想没什么闪光之点，文采没什么绚丽之处，然而文集倒出了厚厚几本，于是就有这样的吹鼓手，不惜赋名节、费心血，洋洋洒洒地写下了肉麻的吹捧文字，似乎是“文曲星”下凡，天下文章一半是他做成的。
文坛的“好了歌”、吹捧风，也大有起于“青萍之末”、“吹皱一池春水”之势。前不久，一位著名作家在其作品研讨会上调侃地说：对于大家的论文，我都是从后面读起的。因为即使是一丁点“希望”和“缺点”之类的也只是最后带一笔，唯恐别人误解，还要添几句“瑕不掩瑜”、“白璧微瑕”之类的话。至于一些地方的作品研讨会、座谈会，露骨的吹捧、肉麻的喝彩，则是洋洋千言，不以为烦；浮浮万语，不觉脸红。
巴尔扎克的《幻灭》，曾深刻揭露了文坛、剧院和其他一些领域的内幕丑闻，其中有一种专门经营掌声的行当鼓掌队。专门雇佣一批衣冠楚楚高坐于楼厅包厢的看客，为他们的主顾，女演员、居作家大鼓其掌。要是演员、演技和剧本真感人迷倒人也罢了，而这些“鼓掌专业户”则是对一些蹩脚的东西也大鼓其掌，大炒其戏，从而形成一种社会心理：不看此剧遗憾终身。在左拉的《娜娜》中，也曾描写过被雇佣的捧场看客，其掌声热烈像士兵放排枪一样，于是观众也大受影响，发出雷鸣般的喝彩，疯狂地呼喊“娜娜”。其实娜娜并无演剧天才，是组织、授意的掌声将其送上了云天。显然，这种掌声是廉价的，是违艺德的，其作用是自欺欺人、欺骗他人。要想成名成家，正道大道惟有一条，那就是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执著和“千峰万山尽入怀”的积淀，还要有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诱惑的精神，仅靠炒作，只会炒焦；仅靠装点，只会花红一时。
对文坛和艺坛，我们希望精品迭出，我们呼唤杰作惊天。只有那些真正为时代所喝彩，让人民所信服的东西，我们才会从肺腑中发出心声，从而形成真正的掌声。在拉拉扯扯中得来、于吃吃喝喝中拉来的掌声，只会败坏世风、玷污学风、亵渎文风，腐蚀世道人心，让人捏鼻作呕！艺术和科学的东西来不得半点虚伪和掺假，那些廉价的掌声所造成的轰动，或许会有一阵子的效果，但又岂能长久？或者也如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中那个三仙姑抹的霜，令人作呕之下，其效果适得其反！
三纸无驴与柳开千轴
不知你留意到没有，时下有一弊病在流行，有些人搞材料、写文章总爱搞几个“性”，如“重要性”、“必要性”、“创造性”之类，总爱弄几个“化”，如“一体化”、“市场化”、“大众化”。诸如此类，有些倒也用之精当，读之难忘，而大多则成了新的“八股”，可恶的还把一些文章和材料搞得洋洋万言空洞无物，泛泛一册并无精华，这种劳民伤财之举，繁文缛节搞形式，花拳绣腿图表面，按鲁迅的说法乃“无异于谋财害命”。
这种做法，应该打屁股。历史上朱元璋就曾打过这种人的屁股。有一文官，叫茹太素的，每每引文，总是海阔天空一番，几张纸写下来，还没有一个所以然。
朱元璋“厌听繁文”，龙颜大怒，就让他吃了苦头。此事在朱元璋本人写的《建言格式序》中提过。这茹太素也直该遭打，上万言书达一万七千字，套话、空话、官话就达一万六千五百字，真到了不打不知教训的地步。其实这种“三纸无驴”的文风，古时还真不少。沈括所写的《梦溪笔谈》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书生柳开心气甚高，无端自傲，按现在的说法是自我感觉良好。他在应举考试时，羽扇纶巾，穿着华丽，载文字千轴于独轮车上，招摇过市一番，投于主考官帘前，想以此惊世骇俗，取得功名。而另一位书生叫张景的，博览群书，自成一体，只在袖中带了一篇短小精干的文章献于主考。而主考阅之则大为赞赏，选了张景为优等。
时人为之语曰：“柳开千轴，不如张景一书”。
这一对比，还真应了“气球虽大无斤两，秤砣虽小压千斤”之说，说明棉花糖、膨化物、柳絮、稻草之类，人为地庞大，却是轻飘之物。也应了墨子的一则比喻：同样是叫声，青蛙彻夜不停，人们习以为常；雄鸡一声长鸣，唤醒天下。
古代的科举，是与士人一生的功名前程紧密相联的，读书人往往会全力搏之。看这位柳开，好讲大话空话，文章数量惊人，一副志在必得、自我感觉良好的架势。而张景书生意气不张扬，只是平静地“惟袖一书”，一份凭本事吃饭、靠质量取胜的自信。
在这个故事中，那位未具名的主司很重要，也很令人赞佩，如绿茵场上执法严格的裁判，没有他的公平、公正，恐怕张景生就会“空悲切”。可赞他通晓衡量文章的基本标准：宁要浓缩的短，不要稀释的长，决不为文章的长度、数量所唬。
如今，柳开的遗风、茹太素的作为有没有？答复自是肯定的，除了前面朱先生所说的“新八股”外，一些人提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