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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行为端庄、贤良方正的人，更是把名誉节操看得比泰山还重，这虽说是一种精神的东西，但却是人的灵魂和支柱，也会焕发生机，增添力量。
“公生明，廉生威。民不畏我严而畏我廉”。中国的一个优良传统是把廉洁看成是最大的名节。百姓心头有杆秤，称得轻重称得准。是贪赃枉法还是克己奉公？是多行不义还是无私奉献？缘有心秤留分量，都有心碑作记载。“你的档案在别人心中”，是为此理。朱镕基总理曾告诫过一些官员要“少长脂肪，多长骨头”。也就是希望有些当官掌权的人物多些正气，多点骨气，要有好名声，留得好名节。陆游有诗曰：“但见官清吏不横，正是村中歌舞时。”这正是当官的个个重名节，百姓们人人尽开颜的写照。
名节如美玉，万古留清辉。在苏州中学校园的东南隅，有一块汉代名物廉石。这块经１７００多年风雨沧桑的名石，在向人们诉说汉代的陆绩，为官清廉，在他任广西玉林太守任满回乡时，经海道坐船返回故里，因实在没有可以运回家乡的东西，又怕压不住海上风浪，陆绩就请人搬来一块巨石压在船头。后人就将这块“廉石”作为宝物而睹石思廉。
而明朝主考官李汰重名节，做到了君子慎独，他为回绝趁夜色行贿的考生，特意写诗而抒怀：“利义源头识颇真，黄金唯能换腐贪。莫言暮色无知者，怕塞乾坤有鬼神。”这些人视名节如贞操，不使浊流染自身，因此都留下了上好的口碑。
人生在世，名誉节操很重要。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在这方面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们的勤政清廉、严于律己，他们的谦虚谨慎、大公无私，他们的人格操守、高风亮节，无不如一座高山，耸立在我们的面前；又恰似一面镜子，让我们照出不足。“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注重名节，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注重名节，更是做人的准则，也是每个党员干部必须具备的品行。高尚的名节，不是靠吹出来、写出来的。它是理想、道德、追求在个人身上的具体反映；它是人格的力量在社会和群体中的一种体现。它要求我们“要”拘小节，从一点一滴做起，从一言一行做好，在勤政廉洁上写好志气篇唱好正气歌。而“一岁种之以谷，十岁种之以木，百岁种之以德”，它更需要我们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不断加强自身修养，视名节如泰山，以大志导航，为人民谋利，这才是可贵可赞的名节。千万不可在五光十色的诱惑中，欲把人格当商品，却将名节贱卖掉！
“我们没有鲁迅”
听说这么一件事，很是感慨：有个地方代表团赴韩国访问，看到友邦的城市建设、交通设施、环境保护方面的种种成就，不由地啧啧称赞起来。而韩国人在一番客套之下，竟严肃地对客人们说：“我们没有鲁迅。”
这番话说得意味深长，其内容言简意赅。“我们没有鲁迅”，这是韩国人的深深遗憾。应该说，多灾多难的韩国人也有可歌可泣的历史。从发明“龟船”英勇抗击倭寇而流芳百世的李舜臣到１９世纪末于哈尔滨火车站勇刺伊藤博文的安重根；从轰轰烈烈的“三一运动”到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波澜壮阔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所有这些民族的精神财富，他们感到还不够，尤其与具有５０００年悠久历史的泱泱中华来比，他们对“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的文化战线主将鲁迅的风骨和文品更是钦佩有加，十分羡慕中国拥有鲁迅这样的人杰文瑞。
“我们没有鲁迅”，这来自韩国人的倾慕之声，正是我们的骄傲之处。但是我们身在这块土地上，有没有这么深刻的感受呢？的确，在我们浩瀚的中华遗产和伟大的民族史诗中，涌现出许许多多杰出人士，留下了许许多多宝贵财富。
但是在今天，有些人则是熟视无睹灯前瞎，有眼不识三春景，渐渐在“钱”途利场上厮杀，而迷失了方向，忘记了我们民族最为可贵的东西，遗忘了我们国人最可骄傲的“财富”。
不说我们有些人爱国心淡漠了，遗忘了宋代陆游那种“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的拳拳爱国之心；不说有些人为人处世少了些精神，遗忘了西汉苏武大漠孤烟不辱使命，秦关明月不改其志，千里冰湖挖鼠为生，红缨节杖心如铁石的伟大气节。在今天，我们则丝丝忧隐隐痛地看到，有的同志正逐渐遗忘了属于我们“民族魂”的宝贵财富，淡忘了我们的英烈志士用生命和热血构筑的铮铮脊梁。不是有这样的事吗？在某县的一次政治知识竞赛中，竟有好多人向旁人询问：雷锋的“锋”怎么写？其中也有写“峰”和“烽”的。
还有，一次杭州市某校宣布要去给于子三烈士扫墓，而有不少青年学生根本不知浙江大学的这位革命烈士，甚至还向老师询问“于子三是杭州哪座山？”由此联想前些天看到的一幅漫画：在芦沟桥畔，一名导游问一些旅游者这里曾发生过什么事？有的竟答是有人落水，有人跳河，有人救人这些如出一辙的麻木和茫然，恐怕也是一种写实吧！听了这样的事，无不让人感到丝丝隐痛阵阵忧。这说明有些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患上了可悲的“精神健忘症”。
们的教育也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和不足之处。由此而思，我们更感到“讲政治、讲正气、讲学习”，在今天是多么重要又多么必要。而身处神州大地，作为华夏儿女，我们拥有词赋悬日月的屈原、“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霍去病、不辱使命的苏武、“穷年忧黎元”的杜甫、“精忠报国”的岳飞、“男儿到死心如铁”的辛弃疾、“留取丹青照汗青”的文天祥、“烈火焚烧若等闲”的于谦、勇敢抗击倭寇的戚继光、收复台湾的郑成功、严禁鸦片的林则徐、捐躯黄海的邓世昌、血染北京菜市口的谭嗣同，而我们更有“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和无数“头颅换得红旗五”的革命烈士、英雄仁人，我们更具有千百年来的光荣传统和伟大历史，这是莫大的骄傲和巨大的财富，我们应该珍惜，更应该发扬光大，这才是人间正道。如果淡忘了或者彻底遗忘了这些弥足珍贵的巨大财富，甚至如韩愈所说误将“琬琰易羊皮”，也就是说将绝世美玉去换成了廉价品，那就太可悲了！
一种庸俗的“考证”
毕竟有五千年文明历史了，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确有着许许多多值得考证的地方。“千古兴亡多少事”，无论从历史，从文学，从文物，乃至一部洋洋洒洒的《红楼梦》；也无论宏观星辰，沧海桑田，微至人物衣束，风土俗情，其奥妙无穷之中纷呈复杂之事之物，是可以考证出无数有益的东西的。
在《覆秦小岘书》中说：“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考证是一门大学问，想来这是不容置疑的。
既然如此，为发展中华民族文化，认真做做考证学问，当然是件好事。
然而，不知何时始，生活中的为考证而考证的“考证术”却越来越缭人眼花，令人懵懂。诸如鲁迅爱吃风干荸荠，曹雪芹喜欢喝什么老酒，林黛玉的头发是黑是黄，那拉氏喜穿的衣服考据之深之专确实令人钦佩。只是此类故弄玄虚的文字游戏，大大地诋毁了“考证学”的名声。
更叫人忧虑的是，有一种更无聊透顶的考证，简直叫你寒心。有一位德才兼备的青年，被“伯乐”相中，提上了领导岗位。实践表明，这“千里马”的确是“马作的卢飞快”，能负重担，驰涉长途的。可是这却忙坏了某些考证“专家”们，又是考证“伯乐”其人，“千里马”之特征；又是考证两者之间的什么关系，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搞博引，找旁证，考证之下，抓住蛛丝马迹，大放厥词，肆播碎语，以逞中伤之能事。
如果说这种居心叵测的“考证术”可恶可鄙，那么另一种“考证术”则又很易遮人眼目。某单位来了一位新上任的领导，便有人利用各种渠道和关系，考证起这位干部的脾气资格和“来头”，捉摸起他的个性和为人。一旦掌握了被考证的来龙去脉，就做起手脚来了。打多响的雷，下多大的雨，似乎是“七品芝麻官”就无论如何不敢审“诰命夫人”似的。这种考证，也正说明有的人做了亏心事，心里虚得很，使出这并不高明的一招。还有的人则想“考证”一点能对自己有用的东西，以便趁虚而入，其目的还是想浑水摸鱼罢了。
的确，我由衷地佩服那些“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