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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就成为我在《焦点访谈》九年多的时间印象最深的警察。
％％％苗义河——不打不成交的山西交警
“20！40！”309国道山西潞城交警，对一辆没有任何违章的运煤车无端罚款的情景，随着《焦点访谈》《“罚”要依法》节目的播出而被广大观众所熟悉。
《“罚”要依法》这期节目是在1997年10月25日播出的。苗义河是我所披露的乱罚款警察中的一个代表性人物。说他具有代表性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他在节目中出现的警察里的职务是最高的，时任潞城交警大队指导员；另一个原因，就是他在节目中所出现的频率最高，既有在相对冷静的情况下接受采访的画面，也有追上我和白河山要抢设备，砸机器的偏激表现。于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苗义河”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是他的形象、特别是他用山西话说“别采访我，没意思”的节目片段，成为一方笑谈。
《“罚”要依法》播出之后，苗义河和其他一些警察受了处分，离开了公安队伍，这样的决定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山西黎城潞城一些交警的做法，确实暴露了少数民警在执法过程中让老百姓看在眼里，恨在心上的一些共性问题，引起了共鸣。正如《焦点访谈》主持人方宏进在《
“罚”要依法》这期节目片尾中说的：“这种做法不仅仅是广大人民群众不满意的，也是广大公安民警所不能够容忍的。”苗义河后来被安排进潞城水物局工作。
1999年4月，《焦点访谈》五岁。
《焦点访谈》五周年的特别节目《焦点的报告》的策划案上有请苗义河进北京演播室的计划。当时，对于这样一个计划有两种不同的的意见，一种认为，把他请回来等于二次“曝光”，恐怕他本人很难接受，更谈不上接受。另一种意见认为，请他回来恰好体现媒体的监督是在客观公正基础之上的，而不是跟谁过不去。经过一番争执，最终后一种意见站了上风。
请苗义河做嘉宾的任务自然落到我的身上。于是，我再一次到山西，去面对我的采访对象——当时已经脱下警服的苗义河。
到了潞城，很快就见到他。开始老苗的情绪还算正常，但当我说到这个节目意图的时候，他沉默了。是的，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一个人发生了如此巨大的人生转折，内心的压力可想而知。好在这次见面前，我已经先后采访过他三次了，也算是熟人，说起话来没有太多的隔阂。
“我咋去呢？”苗义河问我。
“咋去，直着腰板去！”在一旁端茶倒水招待我们的苗夫人对丈夫说。
“去吧，到哪以后实话实说，没想好，也可以啥都不说。”潞城新上任的市委牛书记也出面劝老苗。
事后我知道，《焦点访谈》的特别节目计划，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被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胡富国了解了，他打电话给长治的市委书记，让老苗来北京，跟中央电视台“见见面也好”。
于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苗义和终于同意与当地交警大队其他同事一起到北京。当然，我看得出来，他当时的心情非常沉重，用“郁郁寡欢”来形容也是不过分的。
从山西潞城马不停蹄开车到北京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我们在中央电视台后面一条街找了一家涮羊肉馆，给老苗一行接风洗尘。谁知，到了那家饭馆以后，苗义河“茶饭不思”，除了抽烟，其它“滴水不进”。显然，他的心里沉着石头。这下可把我们给难住了。
“有了，还找老苗家里快人快语的那位！”不知是谁又想起了苗家的女主人。
不一会儿，老苗的手机响了，他出去接了一会儿电话。回来后，表情似乎轻松了一些。我们猜，那电话一定是家里打来的。
“有我们山西的小米粥吗？”看来老苗有胃口了。
这又难住了我。涮羊肉馆，哪里有小米粥，而且还要“沁州黄”！
“老苗，别难为人家了，先吃点别的吧。”一起来京的人劝他。
悻悻然的苗义河这才拿起了筷子。
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快吃完饭的时候，门开了，服务小姐端来一锅小米粥。
“从哪儿来的？”我问。
“不是你们拿的锅，拿的米让熬的吗？”
顺眼望去，有个人站在门口，这个人我认识，是我拍《“罚”要依法》的搭档白河山的妻子热雨。后来我知道，苗义河提了喝粥的要求之后，坐在一旁的白河山悄悄打了一个电话给他的妻子，让她把锅和家里的小米拿到我们吃饭的地方，熬了一锅粥给端来。
老苗听说了这一切，很长时间没有说出话来。
后来他跟我说，没想到中央电视台名牌栏目的记者，会这么真诚对待一个犯过错误脱掉警服的人。第二天他进了演播室，状态就好多了。整个节目录得很顺利，在场的观众还为老苗能有再次来北京的勇气而鼓掌。
走出演播室的时候，苗义河又跟我说，没想到观众、主持人、整个氛围对他还是那么宽容。我说，老苗，根本不存在谁跟你过不去的事，如果说过不去的话，那是你自己跟你自己过不去，或者说现在的你跟原来的你过不去。
节目录制完成的当晚，我们陪老苗喝了很多酒。席间，他说：“从九七年下半年起，我已经有快两年没出过远门了，我怕到了外地，怕拿出身份证住宿，别人说‘你就是苗义河啊？！’。不过，今天在北京，我觉得我想得太多了，其实哪有那么严重。”他还说，第二天向去天津看看多年没见面的战友，问问我的意见。我当然支持，只是要他跟潞城水务局，他新单位的领导请个假。
听说他后来在天津连吃三天海鲜，心满意足。
作为《焦点访谈》的记者，难免要采访各色人等。用什么样的心态跟被曝了光的人打交道，这无疑是门学问。通过与苗义河的交往，我觉得还是那句老话：以诚相待。后来我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要用“三平”的心态来对待被采访对象。这“三平”是指“平等”、“平视”、“平静”。作为记者，应该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既不能因为有些事情令人愤怒而产生过多的主观倾向，也不能因为面对的是达官要人而失去自我。跟苗义河这位基层干部，这位与自己曾经在采访中发生过冲突的普通人的交往，让我体会到职业记者更深的含义。
最近一次跟苗义河联系，听说他现正准备退休，家里的生活也都安顿下来了。原来他的爱人下岗，两个子女没有工作，现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作为当时被拒绝的采访记者，后来跟他时有联系，成为了朋友，我觉着这是《焦点访谈》一个工作信条的结果，那就是：对事不对人。
％％％杜培武——死里逃生的蒙冤警察
1998年4月20日晚上八点多，昆明公安局的女民警王晓湘和昆明市石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被人枪杀在同一辆车里。王俊波的手枪也被罪犯抢走。案件发生后；昆明警方迅速组成了一个专案组，发现死者王晓湘的丈夫昆明市公安局缉毒民警杜培武有重大嫌疑，于是将其逮捕。
1999年2月5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杜培武死刑。
杜培武在法庭上以自己没有杀人，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提出上诉。
1999年10月20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判处杜培武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00年的7月6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杜培武无罪。
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犯”，为何又被判无罪释放？那是因为在此之前杀害王晓湘、王俊波的真凶落网。
杜培武显然是个悲剧人物。
一个无辜的警察，在一个什么样的前提下才能够承认自己杀过人，这是一个急需找到答案的问题。我的采访，不用多说，顺着调查一系列错误的产生而开始：为什么公安会错抓？为什么检察院会错诉？为什么法院会错判？正是这一连串的错误，导致杜培武错案的发生。
刑讯逼供是极易想到的答案。
问题是，情节怎样，证据在哪？
对杜培武的采访是在一家医院的病房里进行的。已患小脑萎缩症的他，坐在我面前，回忆那一个个惨不忍睹的场景。
“在刑警队的办公室，我经常被用手铐铐起来，吊在防盗窗的钢梁上”，他说，“当整个身体悬空的时候，不到一分钟基本上就会失去知觉。这一切，就是为了让我承认是我杀了他们。”
杜培武的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