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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红在《焦点访谈》是有名的快嘴、话痨，但他与胡林英的第一次通话，就慨叹遇到对手了——对方比他还能说，而且声音分贝极高。这次通话进行了近一个小时，到后来，杨红自觉耳膜不堪忍受，把电话举到了距耳朵一尺多远的地方，并不住地呲牙咧嘴。
我实在心疼电话费，示意杨红我亲自同胡林英谈。也许是近一个小时的喋喋不休把自己搞累了，也许是听说“领导”来谈使自己有了克制，胡林英丝毫没有在意我提出的“问什么答什么”的不礼貌要求，简洁回答了我的问题。
最后，胡林英问我：“你是党员吗？”我说：“是。”
她说：“我用党性保证我说的都是实话！”
这让我很感动。
胡林英说她随后会寄来更详细的材料，并希望来栏目面谈。我说只要保持联系，寄材料就行了，不必花钱费力跑趟北京。
果然，她与我们保持了热线联系，隔三差五就来电话补充些内容。她不仅履约寄来了厚厚的材料，而且先后几次自费来到栏目组。然而，正是这些材料和接待，让我产生了隐隐的不安。
胡林英是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个子不高，很干练。印象中她跟我介绍说原是农校的干部，几年前竞聘当上了鹅岭镇的科技副镇长，自称政绩不俗，但在今年的换届中落选了。她认为这是有人在整她，这届班子存在严重问题，她一直在上告。
——后来胡林英与我们接触时，谈的大多是这些问题。
几乎在向《焦点访谈》反映情况的人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类似的现象：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交织在一起，在正义中夹带着一点说不清楚、但显然并不十分纯正的动机。
不过，我不赞同苛求举报人的动机，而是主张就事论事。尽管我对胡林英提出的一些要求感到不快，但抛开她个人的问题，我依然对她反映的情况颇感兴趣。
就在胡林英一次次催促我们何时到南陵采访时，我也在为找记者发愁。
当时我所负责的中心组只负责《焦点访谈》日常节目协调工作以及前期的选题、策划和后期的包装、播出，尽管那时有两位机动记者，但他们恰好到河南采访去了。况且，作为一个为记者组服务的机构，我也不能把“好题”留给自己人做，那会被认为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谋私行为。毕竟，各组都有自己的利益。
开始想把这个有分量的选题交给骨干记者操作，但两个记者组却没有一个人接这个“好题”，理由是：这个节目就是做回来了也肯定播不出。
的确，就是主管我们的梁建增副主任也不敢说这个节目一定能播出，但总值得试试吧。
但也不能怪记者，他们的播出压力确实很大。如果一个记者长时间播不出去一个片子，受影响的不仅仅是经济收入，更是工作的情绪。
此时，一个老记者正在安徽，因为采访的情况有变，准备打道回府。我想让他去趟南陵，他对我说：“哥哥，我刚折了一个片子，能不能给我一个肯定能播的选题？”结果没去。
《粮食“满仓”的真相》播出后，原来放弃这个选题的记者后悔不已，怪自己走了眼，把一个到手的大奖送了出去。
当然这是后话。
这个选题的材料一直放在杨红那保存，虽说不时有人拿去看看，却没人下定决心。随后不久，98抗洪开始，这个选题自然不适合操作，便被“养”了起来。
此间，胡林英大概在当地透风，说已向《焦点访谈》反映了情况，记者马上就来，所以她称被当地领导认为有“神经病”，要把她关到精神病院。胡林英多次来到我们的办公室，要求我们帮助，她说她在当地“很危险”。
我们自然爱莫能助。她似乎在北京的亲戚处住了很长一段时间。
直到10月份，一位到《焦点访谈》工作不久的记者喻圣宏到中心组找选题。杨红把这个“珍藏”已久的题目拿出来“推销”。当时朱总理刚刚视察完《焦点访谈》，他对我们以前播出的有关粮食流通体制问题的节目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希望我们继续跟踪报道相关问题。
杨红以其三寸不烂之舌的力荐终于把喻圣宏说动，他当时也没选题可供操作，想试一试这个节目。
在《焦点访谈》，新记者往往比老记者冲劲更大，更敢冒风险，更少瞻前顾后的毛病。但新记者的采访经验和技巧却又远逊老记者，有些采访啃不下来，往往无功而返。一般说来，好的选题线索都是难度大、风险高的，老记者有解决难题的能力却无承担风险的胆量；新记者有敢冒风险的勇气却缺少解决难题的经验。这几乎成为一个死结。
但部里最后还是同意喻圣宏去采访。制片人给他配的搭档是一位经验老道、颇具编辑意识的摄像凌泉龙。
采访果真遇到了麻烦。
10月25日，喻圣宏等到达南陵的第二天，这是个星期日，下午不到一点，我刚到办公室值班，喻圣宏给我手机来电话，要同我说节目。我为节省他们的开支，立即用固定电话给他们住的宾馆回电。
喻圣宏说我们提供的这个选题有问题，根本不能做节目。
我大吃一惊！对选题判断错误的时候也有，但苦心孤意调查了这么久的选题会有结论性的错误，我不相信。
喻圣宏说他们了解到的情况是，鹅岭粮库根本不是在骗总理，甚至县里也称事先根本不知道朱总理要来这里考察工作，他们调粮补仓的目的，是为了迎接来这里参观的安徽师大的师生
喻圣宏给我讲了采访中的种种不顺，总之是说节目不成立。我感觉这个记者是有一些“嫩”，他对选题的理解有问题。
我不清楚县里是否知道他们要接待的客人是共和国的总理，也许根据保密和安全的需要，他们事先真的不知道，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这件事的症结在于：鹅岭粮库为何要调粮？因为它是空的。根据我掌握的情况，南陵每年收粮10万多吨，怎么会空仓呢？只有一种答案，那就是南陵县根本没有执行中央三令五申的“敞开收购”的政策。这才是节目的真正落点。南陵县骗谁是表象，违反政策才是实质。
我把我的分析和中央“敞开收购、顺价销售、封闭运行”的粮改方针掰开揉碎向喻圣宏解释，建议他不要僵持在表象，可以先从“根儿”上调查起，弄清楚南陵敞开收粮的情况，他没有收粮，自然粮库没粮，为应付检查，必然弄虚作假。这样，调粮补仓骗总理的结果就成为逻辑的必然。
这通电话从1点说到3点半，打了两个半小时。
但不到10分钟，喻圣宏又让我回电，他认为按我的思路采访有难度，讲了一大堆理由。我有些生气，感觉他在推托，就说：如果不行你们就回来，我另派我们组里的机动记者去。这时摄像凌泉龙接过电话。凌说话有些口吃，他也很着急，但越着急越说不清。我又把我的想法对他讲了一遍。喻圣宏还是强调举报人胡林英不配合采访，总要讲她自己的事。胡当时也在他们的房间里，我又通过电话对她做了一番政治思想工作。
就这样，一会儿同这个说，一会儿与那个讲，这次电话又打了近两个小时。最后，他们答应努力一下。
后来，节目顺利采访回来。喻圣宏得意地对我说：“能做两集。”
节目编辑出来了，但连审节目的台领导也犯了难，是个该播的好节目，但被骗的是总理呀，一旦播出，他本人会怎样看，会不会很难堪？
不要说台领导，这些顾虑我们也有。但我以为问题不大。朱总理此前不久在与《焦点访谈》座谈时曾提起过，他这次去安徽考察，为了解真实情况，让其办公室主任李伟扮成粮贩子，到粮食合肥市场微服私访，发现很多私人粮食加工厂生意做得很大。如此大量原粮，显然不是到村里一家一户收的，必定有国有粮食收储部门与其勾结。朱总理说，“我这次到安徽才了解到腐败。”所以，我感觉，朱总理自己对于这次考察也有一种受蒙骗的感觉，他并不完全相信那些冠冕堂皇的汇报，只是他没有办法戳穿他极为厌恶的骗局，而我们恰恰给他提供了这个炮弹。他应该同意，我想。
为慎重起见，台里决定把节目先作为“内参”给朱总理本人看一下。为“照顾”朱总理的情绪，节目没提他的名字，而以“一位中央领导同志”代替。
11月10日，朱总理的审看意见传达到电视台：这种弄虚作假、破坏党风的行为是绝对不允许的，要公开暴光，公开点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