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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上哪儿？”他又问了一遍，语气更加迫切。那妇人没理他，不露声色地岔开了他的问话，这在她似乎早就习以为常。“车后部有我为你们准备的快餐，挺不错的。”她快乐地说。
她一一那个妇人一一很善良，不过，她足足用了三个小时大谈特谈她养的那些表演犬一一威尔士矮腿犬，就是英国女王拥有的那种犬。她很紧张，但她早已为罗伯特买了一些果汁、饼干，还有一只苹果，谢天谢地，也给我准备了一水瓶的咖啡。罗伯特一路上晕了两次车。他在公路路肩处呕吐起来，我揉擦着他的肩胛骨间的穴道，而那个养犬妇人却对我们喊：“快点，快点！”
罗伯特又一次睡着了。妇人给我讲了与我的新姓名相仿的伪造生平，往我脑子里灌满了杜撰出来的我和大罗伯特。克伦肖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的生活情况，说我分居的丈夫大罗伯特。克伦肖是个会计。“你是怎么开始干这活的？”
我问道，“你是怎么认识帕蒂。班克罗夫特的？”
她打开了收音机。“他们没告诉你不要谈这些吗？”她说。
“没告诉我。”
“那最好。”妇人说，“车后有盒炸面圈。这是家门钥匙。”
我不知道自己打开波伊斯蒂道七号的门时心里期盼着什么。铝合金门漆成深褐色，门上发亮的猫眼像只玻璃眼睛。只觉得很高兴：可以稳稳地站下来了，不用再颠簸了，不用再东奔西跑了。“我们到哪儿了，妈？”罗伯特问道。他好像已问过不下一百遍了，可我又怎么答复他呢？到家了？他的家在布鲁克林的海湾。他的卧室铺着蓝色的地毯，又厚又软，走在上面有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他的架子上和抽屉里满是他喜欢的东西：绒毛熊、带电池的机器人、塑料超人、电子游戏，他可以几个钟头坐在里面不出来，以躲避外面的吓人场面。到外面街上去，他父亲说。我内心却说，到外面厨房来，这里可以听到大嗓门、尖叫声，有时还有哭泣声。
我脑中响起了一串数字声：l53 49 515l。那是伊丽莎白？M？克伦肖的社会安全号。一千二百五十六元。那是我们俩共有的存款账户上的钱，其中一半卷塞在我皮夹底下。
还有格雷斯的电话号码。要是能与我妹妹说话，那该多好。
就像我们姑娘吋那样，就着卧室半明半暗的光线说话。街灯照在我俩的双人床上，洒下一片像黄草皮那样的金色。
街头的车轮发出轻微的声响。我对格雷斯从没隐瞒什么，至少结婚前是这样。她比我小六岁，是我母亲的、也是我的小宝贝儿，也许我更宝贝她。她不会走路那阵子，我用我曾坐过的童车推她在附近到处跑，还教她认物，唱“老麦克唐纳”，但人们对她烈焰般的鬈发评头论足，打断我们的歌唱。
她的头发跟我的一样，但比我的更亮、更狂乱。但愿能像长大后那样与格雷斯说话，躺在黑暗里，听她提问题，尽我所能给予解答。为什么修女不能结婚？你来初潮时年龄多大？一码有多少英尺，一英里有多少码？我们现在的地址是什么？我二十一岁时与博比结婚，结婚前与父母一共住过八处公寓。其中有六处我与格雷斯同住一间卧室。每次搬家都没有特别的原因。搬的地方比前一处既不好也不差，搬来搬去都在布鲁克林，而且始终是两居室公寓。我们的家就如六月天孩子脸，说变就变，某个月第一周的星期六，我们穿好衣服，将睡椅、安乐椅和父亲的氧气袋装进一辆“自运”货车①，当晚就睡在几条街之外的新家了。母亲常说，挂画有什么用？父亲的喘息声与电视机的声音遥相呼应。镜子总在她的梳妆台上，靠在墙上。
搬来搬去，所有的地方都没有给我带来多大希望。我希望有一个像家的屋子，里面有相称的家具、干净的地毯和我喜欢的色彩。我想有自己的房间，可以坐在大椅子里，脚搁在软垫凳上，眼看着四周，心中想：这就是我的家。我想三十年后能在同一间房里给自己照张相，身边有我已成年的孩子、孙子，还有大家都非常熟悉，因此没人再会注意的烧饭的味道。这样的要求好像并不过分。与博比生活在一起时，我有过一阵子这样的渴望，我以为自己已经扎下了根。那时，有个邻居曾替我保留着我家的钥匙，以防我把自己锁在外面；还有一个卖肉的，他知道我喜欢买剔去骨头的肋条肉；街的尽头还有一所学校，墙上是攀墙月季，爬到了后面伸出的支撑平台上。我有了根。我知道它们扎得很深。
…
① 英语是U—luul，可读作“Y0u haul”，这是一家很大的联营公司，其最大的业务就是出租货车，供人搬家或搬货，但租者得自己驾驶。
我们一一我与我的儿子一一跨进那个逃亡者寓所时，我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我站在门口，双眼在冒火。这座公寓并不是无名无姓，它是座窄小的双联式公寓，位于佛罗里达中部，离海边有不少英里。这座公寓与我嫁给博比前住过的那些公寓一样，充塞过一批批陌生人吸烟、炸鸡、冲淋浴、晚睡早起的生活气息。这是一种临时住房，疤痕累累的不锈钢水槽不停地响着水龙头的滴水声。一走进这座公寓，我对博比。贝内代托的憎恨愈加强烈。与他在一起生活时，我从没有如此强烈地恨过他。我为已逝去的生活恨他，为我的床单和掸帚恨他，为睡椅上方的风景画和化妆室里的客人毛巾恨他。结婚时我以为告别了无根的生活，而现在却被迫重新过这种无根的生活。此时此刻，我真对他恨之入骨，假如再遇见他，我可能会像他对我一样。杀了他。
但两周后，这种感情便淡薄了。我不时想，自己该多往好的方面想。父亲不就常躺在躺椅里一边咳嗽一边这样说的吗？我曾抱怨因看管格雷斯而无法上大学，夏天无法像我的女友们一样到海边去打工。多想些好的事情吧。我的鼻子不再疼痛了。血也不流了。在我们小公寓的马蹄形院子里，走过四个门住着一家姓卡斯特罗的人家。这家人有五个孩子，其中一个十岁的男孩对“双龙”六级头头是道。
我们到那儿的第三天早晨，天气格外晴朗，本尼？卡斯特罗问罗伯特：“你知道最后一步吗？”两个孩子都爱玩游戏机，因此罗伯特不是呆在楼上，便是坐在门前台阶上，与本尼并肩弯着腰，盯着闪烁的屏幕。本尼有两个姐妹，一个十二岁，一个四岁；两个弟弟，一个七岁，一个五岁。能自由自在，不管弟妹，不理会他们的玩具，这对他来说便是极大的快乐。所以，他现在每天来我们家，与罗伯特呆在楼上，日本武士不停地在那里相互厮杀。卡斯特罗太太只是笑笑，点点头，用一口洋泾浜英语说我人不错，似乎没有注意到我脸上那么多正在消褪的青紫块。她圆圆的脸蛋，头发往后梳成一条马尾辫，穿一件袋装T恤衫，膝盖肉陷下去，看上去好像比她的任何一个孩子都小。“是个好孩子。”她说，朝我儿子点了点头。
两个男孩有时也到室外，围绕长着小草的水泥方院做跳弹游戏。我站在旁边看，留神他们的每一个动作。佛罗里达天气炎热，他俩玩得满脸通红，大汗淋漓。桑迪是卡斯特罗家最小的孩子，像格雷斯曾是我的影子一样，她成了他俩的影子，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来回奔跑。这条路呈宽U字形，围绕花园公寓楼。有时，她会被树根旁凸出的混凝土墩绊倒。一见黄褐色的膝盖上出现细长的血色针眼，她就哭叫，长长的睫毛下硬挤出许多泪水，喊着要妈妈，好像她快要被淹没了一般，而母亲就在船上。过一小会儿，只听闷热的空气里传来细细的银铃声：“冰淇淋。”小姑娘脸上便会带着闪烁的泪花，快活地尖叫，手舞足蹈。这就是拯救。
我儿子很少哭，也难得笑，偶尔一笑就像是雪天里明媚的阳光那样令人目眩、难以适应。在我记忆里，他始终是这个样子。“罗伯特少年老成。”格雷斯过去常这样说，也许她觉得我需要听这样的话，我该认为罗伯特的沉默寡言、超常冷静是与生俱来的，不是后天的，与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并不是一回事。但当本尼的小妹妹抱住罗伯特的双腿时，他总会低下头，朝她笑笑。我曾经遇到过一个昏迷的孩子，当时我在外科，不在急诊室。那孩子持续昏迷了足足一个月的时间，几近死亡。当他眨着眼睛，含糊不清地说“水”字时，他母亲脸上的表情令我至今难忘。看到罗伯特朝着桑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