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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汗水顺着脊梁流到我的内裤腰部。裤裆里棉布湿乎乎的,是炎热与恐惧。我经历过无数次恐惧,我以为我很清楚恐惧是怎样一种感觉,但这次情形不同,其差别就像水与冰。冰在我肚里、在我胸口、在双乳下、在双眼间,犹如在烈日炎炎时匆匆一口喝干一杯冰柠檬水。罗伯特与朋友们遇到这种情况吋?称其为“大脑冷冻”,他们会抱着头在厨房里转圈:
“在咖啡亭旁的长凳上等着,”那个人说。他像个训练有素的私人司机,在送我们从纽约到费城的整个路上都一言不发。我们在火车站前爬出那辆旧的普利茅斯产沃莱尔车时,他趴在前座上,透过下客门抬头看我。他浑身散发出英国皮衣味。我们年轻时,博比穿过这种皮衣,当时我们还没有结婚。博比第一次穿英国皮衣的时候我刚十九岁。也许是二十岁,我想没错,我头里响起博比的声音,我想,第一次时我刚二十岁。也许当时他在考验我,看我有多大承受力。也许他每次都在考验我,直至他认为我能承受一切为止。承受一切。
不知那个开沃莱尔车的人是谁,在他启程回出发地时,罗伯特仰头问我:“什么?他说什么?我们现在去哪儿?我们去哪儿?”
那是咖啡亭,这是长凳,我们,我和我十岁的儿子到了这里,等待着一一等待什么呢?逃跑,远走高飞,从此消失,让博比永远找不到我们。我想,罗伯特那天上午见到我便明白了一切。当时,我正对着药柜镜子剪头发,悄声地打电话,解开绷带,将它们扔进垃圾筒,将所有的近期照片装进一只信封,写上我妹妹格雷斯的地址,这样博比寻找我们时就没有合适的照片给别人辨认了。“我们去哪里?”罗伯特问我。“外出。”我这么回答。如果罗伯特是个平常的十岁大的男孩,他就会缠着我,又哭又闹,问个没完没了,非到我生气地叫他闭嘴为止。可是,他根本不是个平常的孩子。
在我们俩的记忆中,他内心一直揣着一个秘密,始终深藏不露。他一定听到过巴掌的啪啪声、拳头的嘭嘭声,还有当我在给自己包扎、用药棉擦洗伤口、重新修整自己时所发出的小鸟鸣叫般的低泣声。事后,他见到过我青一块、紫一块的样子;他抱紧我碰到我的痛处时听到过我的急促呼吸声。
但他掉过头,只当没听到。他知道,我们两人都希望他这样,我丈夫有他的理由,我有我的理由。
就说最后一次吧。他放学回家,我从厨房柜子旁转过身,手里拿着一盘给他的苹果片、一杯牛奶,我的脸浮肿得不成样子,像是罩了一层夜幕降临前的五色残阳。嘴唇裂了,一笑肉就抽搐,难看得像小丑。他没法扭开头,躲上楼,装做没看见。“妈,哦,妈,”他说,眼睛睁得圆圆的。没等他说下去,我就应道:“别担心,我能应付一切。”
“妈,”他又叫了一声。接着,他也许想起了什么,想起了他的秘密,想起了听到可怕的声响及叫声的一个个早晨。
想起他父亲坐在桌旁拿着“巡警慈善协会”杯喝咖啡,想起我从外面跑回家,上楼冲淋浴,想起每个人都装作似乎一切正常。于是,他眼睛里发狂的火焰短暂地闪烁了一会儿便熄灭了。然后他会说:“意外事故?”
我年复一年都这么掩饰。是意外事故。我出了意外事故。所谓意外事故,那就是我在酒吧里遇见了博比?贝内代托,又疯狂地爱上了他。自那以后,我又陷得一年比一年深。如果你认识我,你会注意到情况并非这样,只不过事实上根本没有人注意到这种情况。外表上看,我很不错,有工作,有房子,有孩子,有丈夫,有笑容。没人看到我挨打。挨打确实是一种耻辱,它变成了仇恨。不只恨博比,也恨我自己,恨那个畏畏缩缩的我,居然连咖啡台上的遥控器也不敢拿,惟恐这又成他大发脾气的导火索。我记得,几年前的《每日新闻》里登有这样一则故事:有幢大楼的管理员用铁链将一个女人锁在大楼地下室里,然后什么时候愿意怎么她,就走下水泥台阶怎么她。我也一半生活在地牢里,时时留神台阶上的脚步声:我不需用铁链:我没有逃跑,因为我认为情况会好转,至少不会更糟。我没有逃跑,因为我希望我的独生子有个父亲,我有个家。我长期以来一直没有逃跑,因为我爱博比?贝内代托,没有人像他那样对待我。
我想他清楚这一点。我使自己成了他所作所为的同谋,使罗伯特成了我的同谋。直到最后一次,我才知道我必须离开,才知道如果我告诉儿子,是我自己在黑暗中走进餐厅摔断了鼻梁,撞得眼睛青肿、嘴唇破裂,那一切将无可挽回。
隐秘正在泯灭他的童真,泯灭我身上仅存的女性情感。我必须拯救孩子,也拯救我自己。
“我们去哪里,妈?”在车站,他带着哭腔问。听到他没将自己严严实实地封闭起来、一声不吭,而是像其他长途旅行的孩子一样正常,我既想笑,又想哭。其实他很清楚,我们在逃离他的父亲,要逃得远远的。我真想说,罗伯特,宝贝儿,心肝,我在救你出地牢,带你到不再需要有隐秘的地方去;也不能完全这么说。那时又会有不同的隐秘了。
在美国,有人什么都愿做,给你刷房子、染脚指甲,为你挑衣服、看孩子。甚至在曼哈顿最好的私立学校里,如果你孩子有头虱,可以雇人抓蚤。有人能帮你逃离你丈夫,给你安排一处新房、一份新的工作、一种新生活、甚至新姓名。
他们搞得很神秘,还说必须那么做才能保证你的安全。他们的头是个女的,名叫帕蒂?班克罗夫特。她常在电视上说:“我们连自己的名称也没有。”也许正是因为如此,虽然博比早已出门了,我仍觉得,跟她打电话时应悄悄地说,这是为了给她和我自己保密。帕蒂。班克罗夫特说过,有人会来帮你,你只要知道这个就行了。
我低头看罗伯特,他弓身坐在长凳上,身子几乎一折为二,在玩随身带着的小电子游戏机。穿亮绿色衣服的日本武士向前冲,一脚踢向戴黑色面具的人,黑面人像锯断的树那样向后倒下。武士鞠了个躬。屏幕一角的得分在增加?罗伯特的呼吸像是刚跑过步,我捋捋他的黑发。他的头发剪得很长,而他的头却是窄窄的、尖尖的。他烦我这么做,头向一旁稍稍一侧,身子又倾向前去对付日本武士,短兵相接,将他们击倒。他是玩这些游戏的高手,他喜欢沉浸在这些尖细的电子声和闪亮的画面里。我妹妹格雷斯说,现在的孩子都这样。可我不得其解。我朝车站望去,看到一个穿套衫的小女孩,蹒跚着面带微笑对一个个陌生人摇手,她母亲跟在她身后五六步远处。罗伯特即使在小时候,也从没这样。格雷斯说,孩子生来就存在个性差异,罗伯特正如,他的名字那样严肃老成。可我不得其解。罗伯特三岁吋,有时会坐着,呆呆地看着前方,身体稍稍前后摇摆。我担心他患了孤僻症。当然,医生说他没有。“天哪,什么空穴来风!”博比曾这么说,伸手将孩子拎起,根本没注意那副小肩膀在抖动,像准备飞翔、准备逃亡的鸟的翅膀一样。
“我们要出远门。”那天早晨我告诉罗伯特。
“去哪里?”他说。
“你会吃惊的。”
“爸爸去吗?”
如果我们运气不错的话,他不去,我心中有个声音在这么说,但嘴上却大声说:“他得上班。”
罗伯特的脸上一片死灰色。这种死灰色时常出现,在经过一个糟糕的夜晚后的第二天早晨尤其可能出现,而头天晚上我与博比的声音一定很响。“难道因为这个你就要戴眼镜?”他说。
“是的。”
“样子很滑稽。”
在车站,他的眼睛离开游戏机,抬头盯着我看,似乎竭力在想我是谁,因为我剪着陌生的发型,戴着眼镜,穿着飘逸的长裙。日本武士全死了。他贏了。他的眼睛很明亮。
“告诉我,我们去哪里?”他又说了一遍。
“过一会儿。会告诉你的。”我说道,好像我知道似的。
“可以买口香糖吗?”
“现在不行。”
车站四周全是小商店、咖啡亭、廉价的首饰、快餐、报纸、书籍,像教堂里摆开了叫喊的杂货铺。车站播音员的声音有点英国口音。车站与机场不同,色彩过于庄严,过道过于简陋,灯光过于明亮。帕蒂?班克罗夫特两周前首次与我打电话时就说不要坐飞机。坐飞机容易被查出行踪。由她帮助逃跑的女人从不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