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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八 章
我女儿长着一头红头发，性情跟头发相似，任性，带点野性。打学说话起，几乎每句话都要加问号：妈咪，这什么？妈咪，水烫？妈咪，吃那个？怎么啦？为什么不？人们多半听不懂她的话。她的话像一碗汤，一碗元音加粗短辅音所做成的滑润浓肉汤，这些元音与辅音在她小嘴里一搅拌，出来的声音就成了玉米糊。有时，我甚至还得为她热爱与崇敬的爸爸翻译。她说的一切我都能听懂。什么都能听懂。
人们有时在超市，碰见我们全家，就对那团橘红色鬈发议论纷纷，说它像网状购货推车上的一面旗子。我们两人的头发是那么金黄，人们弄不懂这种变态基因遗传来自哪里。加州金发素二十七号使我不太像女儿的母亲，倒是像迈克的妻子，而这种关系比我与格雷斯·安妮的关系脆弱得多。“格瓦丝妮，”她这么称自己，将名与姓合在一起。“我们来说格雷斯①。”我们在节目晚餐前说，她却笑着喊。照我父亲的话说，两岁孩子，精力过剩。
我仍叫贝思·克伦肖，没把姓氏改成赖尔顿，更没有改回到弗林。我扔掉了弗兰妮这个名字。现如今，不管怎样，
…
①说格雷斯，即say graces，在英文里意为“做饭前祷告”。
我就叫贝思。克伦肖，是格雷斯·安妮的母亲，也是罗伯特的母亲。
自我发现博比在我客厅抽烟后过了半天，迈克发现了我。地上有一堆熄灭的烟头，我的睡衣拉到了胸口，看样子他似乎再次打量过我。我查看过了，他没有强奸我，只是这个博比鄙视地敞开了前门，让人以为这屋里没什么再值得保护了。脖子从左耳到右耳有条缟玛瑙色加天青石色的伤痕：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博比所要的，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想杀死我，但最终失算了。也许在最后关头他在我身上看到了我常在他身上看到的那个让人恨、让人怕、又洼入爱的形象，于是他没有最后再使一把劲。也许最后一刻这致命的一卡换成了拥抱，或两者兼而有之。
也许他的意图就是那样。“弗兰妮，弗兰妮，弗兰，”我可以听到他那浑厚深沉的声音在说，“杀死你就太便宜你了。得让你受罪。”我确实是在受罪，天天如此。
当我与迈克跑到那排公寓房的一头时，卡斯特罗太太说：“他回家了。”本尼在厨房门口看到我们脸上的表情时，一脸的迷惑与不安。“他早就回家了。”
我宁可认为罗伯特的父亲是在外面、在前门、而不是在客厅碰到了他。我宁可认为，假如罗伯特看到我倒在地上，他会大声哭喊，让别人能够听到。他会哭着叫着飞跑到卡斯特罗家里。他会站在我的一边，而不是博比一边。我宁可认为，博比编了个故事给他听，一段娓娓动听的关于赎罪、宽恕的神话故事，一个幸福家庭死而复生的故事，跟那个长久躺在华丽的玻璃棺材里，后被一个白马王子叫醒的白雪公主的故事差不多。我宁可认为，直到以每小时六十英里的速度不知已到了公路的什么地方时，他才明白他将离我而去了。
眼下我只知道我儿子走了，不知道在哪儿能找到他。
迈克让我去警察局，他们则拍了我喉部的照片，记下了我丈夫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充分注意到他是纽约市的警探，而我没有法律文件证明我拥有对儿子的监护权。他们听得认真，记录做得少，有时点点头，但从他们的眼睛里我能看出，这个只有四个壮实男人的小镇警察机构没有经济实力飞到布鲁克林，去寻找像许多男人那样对待自己妻子的博比。
而且我清楚，即使他们真去了布鲁克林，博比也不在，这跟他一年前下班回家发现我不在家一样。再说，即使博比干了我自己没干的事，我又能说什么呢？
迈克找了一位私人侦探，我们一起去见了他。我跟他说了我的事。看样子他像个好人。他做过得克萨斯的警长，他的桌子上方有条大肚子老鲨，上嘴唇吸着一块红人牌烟草。他把支票从桌上推了回来。“你们是好人，”他说，“我就不骗你们了。你的孩子不见了，要找到他不容易。你前夫是警察，这意味着他知道如何不露面。你以前也很方便地做到过。不过，假如你去找，也许能找到他。那又怎么样呢？关键是这不能立案。你带着这个人的孩子逃走。他把孩子带圆去。因此有麻烦的也许是你。你也许可以控告他犯了侵犯人身罪，可这不一定能帮你要回孩子。他会在法庭上说你带着孩子消失了一年，你这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我们决不放弃这个孩子。”迈克说。
“我理解你的心情，先生。我也有两个儿子。但我要告诉你，你别无选择。如果找到他，你可以把他抢回来。然后你丈夫再把他抢回去。这么抢来抢去，没完没了。你该明白，跟打乒乓球一样，孩子是球。”他转向我，摇了摇头。“假如你们已离婚，你又有监护权，我也许能找到他，让他回来。
你连一点监护权的证明材料都没有。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说你现在的处境。”
我知道该怎么说。跟死没两样，只是我必须继续承受着。迈克·赖尔顿顺道带了几盒糕饼和几摞杂志来看我，我不敢看他，因为我知道，他一整天都跟当地日间夏令营的孩子们在一起，嗅着他们皮肤和头发的香甜气息，听着他们轻巧的脚步声和呼喊声，教他们如何进球，要像我儿子那样射门。也许他在千里之外踢球。我穿着衣服睡觉，每次辛迪请我去吃饭，我都拒绝。然而七月的一天，那是博比找到我之后的第四周，也是我与罗伯特失去音信的一整年，寂静的公寓响起了门铃声。空气里满是尘埃，我一动就像下了场暴风雪，我像疯子一样扑向大门。
“弗兰妮。”她说，声音里充满了忧伤，我几乎听不清。
格雷斯扑进我怀里，我扑进她的怀里。我像个病号，由她打扫屋子，给我烧饭。她陪我伤心流泪，给我读书。有一次，我听她在打电话时说，“她还不想说话。”又有一次，她递给我一只信封，里面是证明材料：我的出生证、护士证、罗伯特的洗礼证明。我用手指抚摸着文件上的印章。
我甚至没有立即想到我已经自由了，不用再躲躲藏藏了，因为值得藏的东西已不复存。倒是迈克想到了，他通过学院找到了格雷斯，将一切都告诉了她，然后去机场接了她。莱维特太太也打电话来，让我过去，她不时头晕，出现心悸。这也是迈克让她这么说的，直到几个月后，当她要求我对他好一些时，她承认有那么回事。
“你得创造儿子回来可以过的生活，护士太太。”有次在吃“欢乐餐”时她对我说，递给我一只骑摩托车的唐老鸭玩具。“别浪费时间哭。哭，没用。根本没用。”
八月的一个晚上，辛迪拿来一瓶酒，我喝了一大半，随后放声大哭，口齿不清，黏液滴到她肩上。我向她倾诉了一切。我跟她说了流血的事，挨打的事，博比的两个孩子，一个被他从我身边带走，另一个我自己流掉，什么都说。她把我弄进浴缸，放了一些带甜气的油，拖着怀着两个孩子的沉重身体给我修剪头发和指甲。格雷斯飞来的那个日子以及辛迪费力地从我身边挤进我空气浑浊的公寓的那个日子，就是我开始起死回生的日子。
我买了一部录音电话，人不在时，罗伯特打来电话，我就能得到他的音讯；我还买了只博比吹嘘过的拨号识别器，我在家时罗伯特打来电话我就能知道电话是从哪里打来的。我保留了罗伯特的学籍。“跟他们说他马上就会回来。”我打电话告诉迈克，还让他别再来，别来，别送东西来。
除了我失去的，我啥都不缺。
没人来要房租，家庭护理机构又给我安排了一个帮助对象，是迪安先生的妻子。她得了早老性痴呆症。我一去，迪安先生就轻松了，可以出去与朋友打保龄球或看电影。
我陪他妻子坐着，她抓弄着裙子说：“我不知道。我再也不知道了。”我们两个傻女人坐在一幢牧场式小砖房的客厅里，看通俗电视节目。我们面前摆着茶几，迪安太太玩着好像没规则的单人跳棋，我给学校和各警察局寄传单。传单上写着：“你见到过这个男孩吗？”是格雷斯用她的电脑打印的。罗伯特的照片粒子很粗，很呆板，是黑白照片。
有两所学校和一个警察局来过电话，但说的孩子不是年纪太小，就是太大。太小，太轻，太不像我的孩子。有天晚上我与迪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