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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来的那些日子里，我利用了迈克？赖尔顿。有他在旁边我感到安全些，只是他不知道我需要保护，不知道他远不止是我的跑步伙伴。我利用他来保护我，心里没感到歉意、害羞。以前我从没与别人一起跑步，此时随跑步产生的虚幻的、瞬间的亲近感让我觉得内心惊慌，两人喘着粗气，衣冠不整，前后跟着，穿着短裤，全神贯注，汗流浃背，全没了平时仔细的梳妆、彬彬有礼的微笑、化妆以及太阳镜。跑完步后，确信没有生人出入过前面的办公室，或隔着操场的铁网栅栏张望过，我离开了学校；我还相信，有赖尔顿先生护卫，无人能随便接触罗伯特或获得他的情况。想起他怒骂过超市的经理，为儿子的担心也就减轻了。
“他对你很好，”辛迪说，“我只是说他对你很好。是这样。”
“求你别说了。”我说，“是朋友，一个男朋友，女人应该有男朋友。”
“嗯，心肝，说得好。只是上帝如果希望男女交朋友，他会使他们有相同之处的。”
“你没男朋友？”
“我有丈夫。他有朋友，也等于我的朋友。这些你都很清楚。”
我曾经有过一个男朋友，或者我自认为是男朋友。有时，我与本？塞缪尔斯在医院淡绿色的自助餐厅里一起吃午饭，餐厅的大玻璃窗透着水灰色光线，使大家看上去都病怏怏的。有次我们曾一起去曼哈顿参加了一个关于医治外伤的会议，会议在医学中心礼堂举行。他曾在这儿上过医学院。会后他带我去了一家日本餐馆吃晚饭。我们坐在榻榻米上，活动纸门旁边并排放着我们的鞋子，一双棕色的小山羊皮的结带式皮鞋，另一双女式无带浅口轻便鞋。这样两双鞋并排放着暗示着轻率，虽然我们说起各自的家庭时显得过分热情了些，我们也只是吃吃红烧肉，说说话而已。（L Z）
喝茶时，他了解到我没读星期天《时代》周刊上头版的文章时很吃惊；而听说我不看报时，他更吃惊。“真难相信，像你这样出色的女人会从来不看《纽约时报》。”他说，我红了脸，很难为情，却轻快地辩解说：“警察讨厌《纽约时报》。
他们认为它总站在坏人的角度说话。警察很痛恨它。《新闻报》才是警察的报纸。”
“可你不是警察。”他说。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说那句话时的神情。即使在他搬到西部后，我还会想起那神情。“这次搬迁对他有好处。”温妮听了我的事后说，看了我一眼。
我知道温妮认为我利用了本。塞缪尔斯，想从他那里得到我在家里得不到的东西：有人交谈，有人把我当回事。他的友情给我带来了快乐。
但与迈克？赖尔顿为伴，我得到的不是快乐，而是安全感，一种长久以来没有过的安全感。有迈克在学校，我觉得罗伯特上学也安全多了。有时我觉得，迈克在与我一块跑步时，足球比赛时在边线处站在我身前时，他也感觉出了这一点，尽管他不能确切明白其中的缘由。
第一次看到罗伯特在学校平展宽大的足球场上做曲线跑时，我想到的和注意的是足球场一端的树丛。我想到的
是一个熟悉的身影，他趁大家眼看着别处、看着客队的球门，从其中一棵树后面闪出：想到有人披着刘海、迈着细长的腿向莱克普拉克学校的前锋扑去。担任前锋的那个孩子动作迅猛，脚下草皮飞溅，用极低的声音指挥着自己的队友。博比示意罗伯特：过来，到这儿来：一眨眼他不见了，我的儿子，像一片火烧过的纸，在寒夜里被风吹起，顺着烟囱飘走了。当他被另一个孩子替换下场时，我强迫自己没有将他从边线处拉走。迈克？赖尔顿转身看到我，我想他知道我惊慌时的神情，所以知道我当时心里的感受。
“我们乘车到拉科塔需要一个家长陪同，星期二去：”我们三比一输了主场后的一天他说。
“那我去吧。”我说。
如果一个美国研究所的副教授可以称为老师的话，那么除了格雷斯，我还从没跟哪位老师谈过话。上学多年，小学、中学，甚至护校，我的老师都是修女。当常人服装和护士服取代了黑面纱和白头巾时，教师行为举止的变化顿时将所有的亲近感排斥在外。连圣斯坦尼的老师也让我害怕？他们站在厚厚的校门旁，等最后一个穿统一服装的学生匆匆进入校门后，砰的一声将门关死。我将我的儿子给了他们，他们则每年给我两次进展汇报：书写一般，喜欢数学与历史。是个好孩子。
因此，接连几周我都跟着孩子们傻乎乎地称他赖尔顿先生。他比我小五岁，长着一张孩子般的红脸，一头稻草黄的童发。但一切好像很恰当。赖尔顿先生在足球训练后把罗伯特捎回来，一边在厨房餐桌旁喝杯百事可乐，一边与罗伯特抱怨他们上次比赛中的那位裁判。第一个月时训练和比赛结束后，为奖励罗伯特、本尼和另外两个表现出色的孩子，赖尔顿先生带他们去了麦当劳犒劳他们。一个星期六上午的比赛中，罗伯特独进两球，赛后赖尔顿先生带我与罗伯特去了国际薄烤饼店。
他在弓身吃蓝浆果薄烤饼和咸肉时说：“叫我说，”他穿着胸口绣有“迈克”的黄色马球衫，“你今天踢出了水平。”他用叉子指着罗伯特。“踢出了水平，确实如此。第二个进球漂亮极了。”
“那天你在那里很和气。”我笑着说。
“你也很不错。”赖尔顿先生说。
赖尔顿先生与我两人坐在前车箱的皮座上，谈话被后面的扔纸片和偶尔咕哝的“笨蛋”声打断。“保持干净，伙计，”赖尔顿先生喊道，“保持干净。”很难开口直呼一个老师的名字。也许那次校车上我开始直呼他迈克的。一天，他的胸袋里有一张彩票，我说起彩票时，他红了脸。
“我偶尔买一张。”他说，手在翻弄彩票。“你知道，与随手买报纸、口香糖一样。你给那人一些数字。”他读着票上的数字：19，9，44，1O，21。“我不知道怎么选了这些。”他说。
“如果中彩了怎么办？会辞掉你的工作吗？’’
他摇摇头。“不。瞧我，教十岁大的孩子踢球可以挣钱。干吗要辞职？”
我笑了起来。“赖尔顿先生，肖恩骂我是丹碧丝①。”有个叫安德鲁的男孩在后面喊。
“你等着。”赖尔顿先生说着向后车箱走去。我回过头，装着看他去调解，其实我在找罗伯特，看到他安静地、也许是满意地坐在后车箱，我很高兴。他眼睛看着窗外，本尼在对他说话。他的轮廓分明，像成年人。他向前看了一眼，看到我，挥了挥手。赖尔顿先生在他们两人身旁停下，与他们说了一会儿话。他们抬头看着他，向后斜着头，脖子很细，头向后斜得很厉害，似乎赖尔顿先生是个巨人，或者是上帝。“他又宋了。”安德鲁喊。车里静了一下，接着又是一阵口角，这时有个低沉的声音在说话，然后又静了下来。
“你丹碧丝。”我说，这时他跌坐回自己的位置。
“我知道。”他说，“我管纪律方面的事，最大的困难就是不能笑？前不久，有个三年级的女学生哭着进来。我让她坐下，给了她一张面巾纸。她抽泣着，擦着鼻子，最后她说，乔舒亚不停地说他爱我，我要他住口！”
“真不容易。”我说。
“我看换了别人，大多数会辞职的。我是说，如果他们中彩的话。”
“我不会，我喜欢工作。我母亲也上班工作。我小的时候，父亲不能工作。他得了肺气肿，算是终生囚禁，他的余生就等于囚禁在电视机前的一张大椅子里。真可怜，像一件家具？我决不想成为那样子。我十六岁时有了第一份工作。”
“我母亲从不上班。”
“她有多少孩子？”
“七个。”
“她这也是在上班。”我说。
车窗外，太阳正向树丛和一排初到佛罗里达摘水果的移民居住的小屋后沉落下去。一只野狗追逐着我们的车轮，男孩们的喧哗开始与日光一同消失，他们的说话因疲劳而单调乏味起来。他们输了，四比二，踢得很艰难。罗伯特踢得很糟。
“你的腿怎么样了？”赖尔顿先生问。
“还酸痛。”
“你不该一直呆在那儿。”
“咳，”我说，“明天早晨我还会出来。”
“前些天我把罗伯特叫进我办公室，”赖尔顿先生平静地说，“我一直想告诉你。”
“怎么回事？”
“他与两个男孩吵了架。他们嘲笑他的长相，说他长得黑什么的。你是了解这么大的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