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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他的汗水和呼吸都散发着啤酒味。他抬头看看我。“你刚才说那是谁？”
“温妮。”
“从我坐的地方听起来，不像是温妮。”
到了十点，我打开电视机，坐在沙发上。博比也陷进沙发椅里。“把遥控器给我，弗兰。”他说，手里拿着一杯啤酒。
两分钟后他便摇头。“人脑能控制人的肉体？”电视里在说，而博比则将画面调到了体育频道。嗬，我们真是少见的一对。
“我睡觉去了。”我说。
“你并不真想看那个狗屁节目，对不对？”他在我的身后喊。
“其实我想看。”
“给我再拿一瓶啤酒，好不好，弗兰妮？”
我拿了一瓶百威啤酒回到客厅，冰冷的酒瓶上留下了我的指印。
“你不会打开吗？”
“天啊，博比，这是旋转瓶盖。即便不是，你不用开瓶器也可以轻易地打开。”
“见鬼，你说什么？”我拿着空瓶走回厨房，没理他。当转身离开垃圾桶时，他正站在过道上。他喝醉的时候气色很好看。他年轻时，我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的眼睛炯炯有神，他的嘴角松弛着，那样子曾让我感到心里暖暖的，什么事都愿意做，而现在我却非常非常谨慎。大多情况下都如此。
“你说是谁来的电话？”他问。
“哦，看在上帝的分上，博比，”我开口道。
“哦，看在上帝的分上什么，弗兰？”他声音低沉缓慢，眼皮半垂。他放下瓶，走向我。我首先想到的是他想在厨房里要我。把我压在白色福米加贴塑面的边上，但接着想到的是他自己要不了。我能感觉到，他干不了，并感觉到他也感到这一点。真不知两个感觉哪个更糟糕。
“你得长胖一点，弗兰。”他说，一边推着我。“你一身鸡骨头。”他使劲吻我，纯粹是用脸往下压我的嘴。我无法呼吸，竭力想从他的脸下挪开我的脸，可我的脖子后面有他一只手，弄得我不得不伸手推他。我的嘴被封得快窒息了，拼命要呼吸，所以不得不推他。我呼吸困难，他却还想用嘴压我的嘴，我只好挪开脸，结果使他往前一撞，下巴磕在碗櫥门上。他用的似乎是一个连贯动作：手指向自己的脸摸去，随即反手一巴掌打在我的脸上。我随即倒下，头撞在窗边的橱角上，撞破了头。只觉得暖暖的血在我头发里流淌，流进了我的脖子。
刚过二十一岁的那个星期，我站在圣斯坦尼斯拉斯教堂的圣坛上，憧憬着婚姻，当时根本没想到自己会眼瞪天花板，头枕鲜血，只希望丈夫快完事离开我。
我们的婚誓是自己写的：“我将跟随你，”博比的声音听起来似乎加了着重号，“到天涯海角。”是的，他会随我到天涯海角。那天晚上，听他在我身旁睡得呼噜呼噜，我就知道了。他满身百威味，我满身血腥味。
那天晚上我又怀孕了，但四个月后就流掉了，然后他一个星期内天天晚上骑在我身上给我按摩，用他有力的双手揉搓我肩部的肌肉。一个从没发生过此事，从没见过丈夫哭得死去活来、发出像吞吃玻璃般的哽咽声的女人也许对此是很难理解的。他让我觉得有人疼爱自己，博比就是这样，他用以前无人疼爱过我的方式疼爱我。宠爱我的方式也无人可及，连我父母都做不到。他向我伸出手，把我扳倒，滚动着我说：“我太爱你了，心肝儿！”他轻柔地抚摸我全身，于是我伸出手要他，虽然医生叫我要等待十阵。我因此又怀孕了。但那一个也失去了。求之不得。求之不得。
约会那阵子，我想结婚之后他的粗暴会停止的。婚后呢，我想生个孩子会有所帮助。有了一个孩子后，我想要是再生一个孩子，他会感觉好一些。在罗伯特两岁时，我更不能离开，将他撒手不管，因为这时正是性格形成期，尽管我对我们一一我与博比一一要把孩子形成什么样的性格考虑得并不够。罗伯特开始上学了，这时我又不能走，因为上学是一个巨大的转折，需要适应和调整。五月份也不能走，我得全力以赴，准备全家的暑假。十一月到了，我还是走不了，我得振作精神准备过圣诞节。就这样，我留下没走，一直没走。
接着是三个女人的惨死。读了她们的报道后，我知道她们都曾出走过。他打你时，人人都认为你该出走。她们起诉，获得了限制令，有人说“没事了”，但其中两人被一次次诱骗回去；另一个则离婚之后也一直没能走得了，她丈夫来踢她的公寓门，去她办公室，在车站众目睽睽之下抓住她狠命揍她，最终还是杀了她。三人都出走过，都曾竭力想摆脱过，但还是死了。她们是难逃厄运的人。我能听到博比的声音，他乞求，乞求，让我受不了。我看到他跟踪我晨跑。
我看到在去医院的公交车上，他坐在离我三个座位远的地方。我看到他正说服罗伯特放他进屋。于是我明白，我无法像那些女人那样离开丈夫，离家出走。我根本走不了。
我必须销声匿迹。
趁帕蒂？班克罗夫特说话的工夫我环顾了一下公寓。
也许这儿就是天涯海角。但这儿至少还有窗帘。“他们会给你配制服。”帕蒂？班克罗夫特往电话机里塞进了几个二十五美分的硬币后，说着我的新工作。
“他们知道吗？”我说。
“什么？”
“他们知道我是谁吗？”
“他们知道你叫伊丽莎白？克伦肖。”帕蒂？班克罗夫特说，“你有可靠的推荐人。在佛罗里达不需要驾驶执照。这是让你到那里去的一个原因。他们下周会给你安排一两个病例，让你出诊。”
“贝思。”我说，“我已决定用贝思这个名字。”
“如果你按我们说的去做，”她说，“一切都会好的，贝思。”
“你听上去像我的丈夫。”
“对不起，你说什么？”
“你说，如果你按我们说的去做，一切都会好的。这话听上去像我丈夫说的。”
电话那边沉默了，只传来人们的谈笑声与脚步声。那地方一定是机场，人们从那儿前往其他地方，他们只是在旅行，不是在逃亡。“千万别出错，”帕蒂？班克罗夫特说，“他此刻正在寻找你们。”
第 五 章
那机构给了我一个下人的活，干勤杂工，而不是当护士。烧饭，清扫，购物。但这很好。好极了。可以到外面去，与人相识。我上门服务的第一个对象是位患脑瘫痪的三十岁妇女，住在一幢外表色彩单调的残疾人公寓大楼里。
她叫珍妮弗。她颤抖的双手上系着一根笔直的长木棍，需要我时，她便借助木棍敲击电脑键盘，打出要求。她看上去像只鸟，头上下摆动，像在吃东西，不像在吩咐我她想要什么。她眼珠在打转转，嘴巴呆滞地微张着，好像在笑。“速溶麦片。”她在写我第一天要买的东西，“一加仑脱脂奶。果冻布丁杯。巧克力。TY。”TY代表“谢谢你”（Thank you）。
她也用嘴说谢谢，只是听起来像嚎叫或清嗓子，不像说话。买回这些东西后，我听见接在电脑上的打印机声。我换好小后房里单人床的床单后，看到她用木棍指着打印机纸盒里的一堆材料。十一页痛苦的纪录，连所有住院治疗的日期也记录在案。第一句话是这样的：“我叫珍妮弗。安。
马奇，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七日清晨六点十四分生于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出生时，值班产科医生不在，由产科见习生格雷戈里？利特尔用高产钳接生。”
“产钳。”声音大了点，我本来不想出声的，她却又发出嚎叫，头上下来回摆动，像是说，对，对，就是因为那个产钳和见习医生才造成你今天所看到我的这副模样。要是没那把高产钳，我这个三十一岁的女人会在公共网球场上打球，晚上会在公路快餐店里做女招待。再不然，凭我的智慧和勤奋所掌握的医学史，我就是一个三十一岁的女博士，正在做博士论文，研究单细胞有机物或十九世纪的宫廷音乐。
每个人都需要对自己致残的原因作一番解释，而难产是脑瘫痪的最好解释，是对自己为何斜着身子躺在那里、一切被禁锢在体内、靠提供这一页页不空行的材料让我明白她也是一个人的最好解释。
“这是给我看的？”我问，她的头又摆动起来。电脑屏幕上魔术般地出现了一些文字，是一些在闲聊室里唇枪舌剑的人传来的消息。“本周末的流星雨大得惊人。”屏幕上最后一行写道。“从马尼托巴地区看，流星雨像是银色烟火。”
“我现在要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