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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己家里。与丈夫在一起。想想自己带着一张面具生活，想想作为一个人却带着那样一副神情，真是羞愧难当。我离开，就是要始终如此、天天如此、夜夜如此地活得像个人。像孩子们常说的，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周七天都如此。
呆在那儿是糟，而离开也是糟。我丢下了所有我爱的人。楼下收音机里在播放乡村音乐。这个地方令人憎恶，到处是矮树木和陌生人。在我们来到前，收音机的电台早已锁定。乡村音乐的好处在于，你听的时候可以流泪，可以假装是因为听了音乐而流泪。
从罗伯特的房间下来，我检查了窗锁。天天检查。窗都锁着。我在大衣柜里找到两箱衣服，女用的尺码是八号，男孩的尺码是十二号，大部分是T恤衫和牛仔服。食品柜里有用剩的糖袋、面粉袋、茶叶袋和一罐花生酱。我心想帕蒂－班克罗夫特的手下最近安排谁在这儿住过，不知那女人去了哪里，是不是她丈夫找到了她，劝她回去了，回自己家了。那里有她自己的衣橱。也许她丈夫像博比一样，也是个难以捉摸的丈夫，他死死抓住幸福家庭这个概念不放，即使已被他——用双手、言语、深色的双眼——毁了也在所不惜。“我要离开你，博比。”一次，在他抓过我的头发后，我这么说。又有一次，他将我推倒在地后，我再次对他这么说。
“不，不行，弗兰。”他说，毫无余地。罗伯特有时也如此。有其父，必有其子。有一次在集市上，我没让罗伯特买一种游戏卡，他便将我一把推开，用力很猛，从那双小手上我感到了他父亲那双大手的影响。在坐车回家的路上，罗伯特说，对不起。而博比也常说，对不起。
软百叶帘紧闭着。邻居一定会认为我们是夜魔。要么他们早已习以为常。也许这座公寓里所有小住的女人都紧闭百叶窗。
我已将装有全家合影的信封塞进曼哈顿一个街角的邮箱，信是寄给格雷斯的。里面还夹了一张草草的便条：“别担心。我们会很好的。”她现在一定已收到了。我站在小厨房里，脑中想起了她的电话号码，似乎我仍被锁在某处的地下室里，只是这一次我将永远留在这里，孑然一身。我感到很孤单，因此即使此时向窗外望去，看到四周漆黑一片，我也不会感到意外。儿子在楼上睡觉，脸上带着宁静，嘴角露出安详，这正是我曾经希望的。我一直希望，将来有一天这能成为我留给他的遗产。为了使他得到这样的遗产，我准备每天都忍受下去。我一只手从盒子里抓陈腐的食品吃，另一只手抚摸着脸。不管还有没有青紫块，骨头深处依然疼痛，只有手指才能触摸到痛处。这时我心中想，要是那个晚上我没去那家布鲁克林酒吧，就不会有目前的处境。当时，自己只是个孩子，对男人、婚姻、耻辱、痛苦这些方面几乎是一无所知。但如果这样，我也就没有了罗伯特。而罗伯特是我的所有，是我的命根子。
第 三 章
我没开启新生活，是新生活启动了我。我收到一封信，信里告诉我说，罗伯特已人了当地的小学，上5一C班，第一天需用二号铅笔，还有活页本。
我们一起步行，穿过单调、沉闷的莱克普拉塔街道，来到小学前，停下来看着学校大楼。我与罗伯特谈话时，我称这所学校为他的学校，但在我俩眼里，它非常陌生。学校的房屋是陌生的，植物及矮树也是陌生的，因此，除我们自己以外，没有一样东西会使我们联想起以前的生活。站在学校对面的街上时，罗伯特甚至还握住了我的手。学校离我们公寓有十分钟远，是一幢低矮的灰泥建筑——米色的灰泥与红色的顶瓦，四个角上种着低矮的棕榈树。我内心称它是庄园式的公校。快餐式公校，从幼儿班到六年级。我给校长办公室去电话时，秘书说已收到罗伯特原来学校寄去的材料。我最好别问那些材料是从哪儿来的、他以前是不是个好学生。帕蒂·班克罗夫特在医院就告诉过我们，她手下有人能伪造文件资料。职业史、学校成绩、护照，都可以伪造。“再具体的事就无法说了。”她说。
开学前几天，罗伯特拿出他那黑白色大理石花纹的作文本，坐在小餐桌旁。
小餐桌成一定角度，放在厨房与客厅之间。我站在他身后，看着他在“姓名”小方块里写上“罗伯特·克伦肖”。我曾逼他抄写了满满一页的“罗伯特·克伦肖”，直到我意识到这像是一种惩罚才停止？这简直与我和格雷斯小时候那些修女罚我们抄写一百遍“我以后上课不再讲话”没什么两样。但他太听话了：我有时想，罗伯特太乖，叫他上床，他就上床：我常让他破常规睡晚些，陪陪我，以减轻四壁给我的压迫感，减轻飞蛾扑打玻璃时发出的嗡嗡声。我看得出，他以为只要听话，我就会带他回家。也许这就是他一直保持做个安静干净的孩子的原因？也许他想，如果他听话，他父亲就不会再打我。
“有点不适应，对不，宝贝儿？”我从他宿舍望去。“新学校，新朋友。还有姓名，以及有关你生平等一切编造的内容。但愿我能有其他办法。但是，对不起，我没有。”
罗伯特将作文本默默地放进新书包。学习用品、背包、新的马球衫：塞在我皮包底部的那小卷钱变小了。孩子与我仿佛在演一个虚构的电视剧。一切都让人觉得不真实。
我走进厨房，倒了杯水，在厨房里呆了一会儿，竭力想自己是否能挺得住：电话就在墙上。格雷斯会在晚饭前准备好机票，在坦帕等着我。要不是我绊了一下，我真不知自己会于出什么事来。可当时，杯子撞到了门牙上，发出了响声，产生了一种感觉。我永远也不要听到这样的响声，永远也不想有那样的感觉。如果罗伯特不认为目前发生的一切是合适的，不认为今后将发生的是情理之中的事，那么我现在还不能回到博比那里去。他心中过去的那些隐秘虽由新的隐秘取代，但新隐秘与过去的完全不同。
“注意发音，克伦肖。”我说，递给他一块饼干。“你还是发出声，还有，你记住没有？爸爸不是警官，谈家里的事时不要谈到纽约、奶奶等等。我们是特拉华州人。你肯定记住了？地图卜看是个很小的州，新泽西州下面的那个。”
“妈，”罗伯特说，“孩子不怎么谈那些事。他们不怎么谈姓什么、从哪里搬来的。只有大人才谈那样的事。”
每逢此时，我确实感谢上苍保佑。到这儿才三周，学校就开学了：儿子在这个依然还陌生的地方只过了三周无聊空洞的夏季时间，而那三周里，他整天与本尼在一起。本尼将与罗伯特上同一班。我时常觉得，这一切的后面有一个人，他或她在这种陌生的流亡生活的棋盘上巧妙地摆布着我们。为此，我很感激他。
孩子需要条理。自我给格雷斯规定了讲故事、去公园、上床前洗澡的时问起，我就信这个，尽管当时我自己也还是个孩子，母亲是市工会主席秘书，父亲每月第三天签取残疾人支票。我与格雷斯每天同一时间离家。弗林家两个红发姐妹，红得像卡通人，大点儿的姑娘头发深些。每逢星期五上午考试前，我就拼读单词。“知识，”我念道，“忧伤……神秘。”逢星期二定时间表。每个下午我俩就在街角会面，我开口就会问：“得了多少分？”
“一百分。”格雷斯几乎总那样说。学生超过了老师。
条理性。有了条理，就没有余地疑惑、犯错、悲伤和孤独。
我只是夜深人静从格雷斯的鼻息中知道她已进人梦乡时，偶尔才会有那样的情感。哦，博比，当我初次遇见你，看到你像寒夜里的一团火，在那个布鲁克林酒吧的黑暗里发光时，我已足够成熟了。
罗伯特每天将有条理地生活，除去上学、做作业的时间，没剩多少时间去苦思冥想。每天他与本尼同去坐校车。
楼上他那张不坚固的小床上方贴着一张棒球明星的画像。
他加入运动队，训练要占去时间：现在只有我自己的时间摆在了面前，这与其说是一种生活，不如说更像生活的断裂，它跳过老的那部分，一遍遍地重播着和谐曲。本尼与罗伯特在楼上玩，我则坐在电视机前看肥皂剧，一小时的家庭恩怨、富丽堂皇的婚礼、隐晦的性生活。带着孩子们去五金木材店，步行－二十分钟，就为买开罐器或锅夹。一天至少要清点两遍钱。我非常担心会花得身无分文，因此有一天在超市里拿起了一份工作申请表，放进厨房抽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