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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近死亡。当他眨着眼睛，含糊不清地说“水”字时，他母亲脸上的表情令我至今难忘。看到罗伯特朝着桑迪？卡斯特罗那闪亮、乌黑的脑袋微笑时，我脸上的表情一定也是如此，那是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起死回生的表情。＇致纯书苑＇
“这不是度假。”我们一踏进公寓，罗伯特便颤巍巍地低声说道。他一定看到了我脸上的神情，因为他顺着狭窄的楼梯上楼后，再也没下来。我精疲力竭，躺在长沙发上，廉价的布面碰得我的脸发痛。我一会儿就睡着了，这一觉像是昏死过去一般。醒来时，大半天已过去。公寓里静得出奇，简直不像有人居住。我两级并作一级地上了楼梯，来到卧室，喊着罗伯特的名字，发现他也睡着了。我站在他身旁，低头看着他。他双腿分开，两手松开，不再是习惯地半握着拳头。他下嘴唇很大，像他父亲，皮肤是淡咖啡色的。
“谁会想得到，你这样瘦小。”我婆婆曾这样说，眼睛看着他袒露的胸脯，一脸不快的样子。在夏日的星期天，我们来到海滩上，我慢慢地给他涂防晒剂，手指摸着他的脊椎骨末梢，抚摸着一节节脊椎。仅间，我在他的房里给他读《一条鱼，两条鱼》。他蜷曲在我身体形成的半弧形内。“你宠坏了孩子。”博比说，有时带着甜甜的笑脸，一只手摸着我的手臂，有时讥笑一声，哼哼鼻子。
“嘿，大小伙子。”博比总这样招呼罗伯特。他会开玩笑地、轻轻地给孩子戴上手铐，似乎要证明罗伯特不怕父亲的拳头？有一次，一位警察的妻子问我，博比为何不戴婚戒，那语气似乎暗示我丈夫在曼哈顿的酒吧及俱乐部里消磨时间时冒充单身汉。也许她说得没错。不过，他不再戴婚戒并不是这样的原因。有一次，他一拳打在我的肩膀上，结果戒指弄破了他的皮肤。或许别人会认为他想得周到，他不愿再来一次。但这当然也暗示着还有下一次。总会有下一次。
到达佛罗里达的第二天，罗伯特仍未开口说话。夜渐渐深了，我坐在他的床沿上，抚摸着他的背，说着话。
“我们要在这儿住上一阵子。也许住很长时间。”
他蜷曲着身子，侧身躺着，修长的双手合在一起放在膝间。“这不是度假。”他又说道，但这一次却带着木已成舟的无奈和低落情绪。
“宝贝儿，我们是在躲避。”我说，“没人知道我们在这儿。这里没人知道我们是谁。”
“躲避谁？”他问道。其实我知道他清楚得很。“为什么要躲？”
“什么？”
“我们在躲避谁？我们为什么要躲起来？”
我吸了口气，看看我的手指。指甲K长了，护士的指甲不该长得这样长。
近两个星期我没法上班，脸上五颜六色的，紫的、黄的、绿的。像我们在急诊室里处理的那些脸蛋。面对这样的脸蛋我们只能耸耸肩，在记录表上慢慢地写上意见。可能家暴。可能是家庭暴力。为别的女人做这样的记录时，我总感到头昏目眩，手脚发软。我应该清楚。
“躲避爸爸，我们在躲避爸爸。你很清楚。你知道，他伤害我。你看我的脸。我知道你很难接受，但爸爸打了我，宝贝儿。他确实伤害了我。不只是一次，远远不止一次。
你是清楚的。你看到过我的样子。你看到过我被他打成什么样子。许多次了。最近一次很厉害。真的，实在太厉害了。”
这时，他突然起身看我，睁大了黑眼睛，满脸通红。我缩了缩身子，但看到他脸上泪干时留下的五花脸时，又想向他伸出手去。
“没有，他没有。你说过，他没有。我听到你告诉上班的人，说你是摔成那样的。你还告诉过格雷斯姨。还有外婆。你说，你是摔成那样的。还有，是因为病了。诸如此类。我听到你打电话这么说的。”
“宝贝儿。”我说，那是他小娃娃时的称呼，“黑羊宝贝儿”压缩成了“宝贝儿”，其中满载着我的爱。我伸出手，但他缩了回去，蜷起身，转开去，耸起的肩膀，像鱼鳍，像刀片，像一堵墙。多少回，在夜间，他就这样躺在床上，听着击打肉体的声响、肩撞墙壁的声响、争吵声。争吵的起因是晚饭、失礼、通奸、出门去多尼公园、洗车液、没有了垃圾袋、没有了燕麦面包、芥末种类买错了。
“我那是撒谎。”我说，“我撒谎是不想让人家知道。我感到难为情。而且我害怕。我害怕你爸爸。”我深深地吸了口气。“我现在还怕他。”
他抽泣得很厉害，他、我，还有床，全在颤抖。床就像帆布床，不坚固，不如家里的那张高架床。家里的高架床下是写字台和电脑，记事板上贴着美国节日表。要是我在外面找张美国节日表贴到墙上，是不是太危险？外面是不是有人早已在找我们？找一个在七月里买美国节日表的女人？这一年已过去一半。三十八年了，她已度过了半世人生，其中大部分时间用于包扎和掩饰伤口，但从未治愈伤口。我以前只希望做一个平常的女人、一个平常的妻子和母亲，现在只希望能平平常常地离婚。离婚是一件既悲惨又让人羞愧的事，孩子会在为了抚养费而起的争吵中背着露营包，从这家流浪到那家。而我连离婚也做不到。“你什么地方也不准去，弗兰。”博比不止一次这样说。他说得出就做得到。
“妈咪，我们为什么不回家？”罗伯特哭着，转过身，向我伸出手。我不知道他伤心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失去了他熟悉的房间，失去了他少年棒球联合会的球队，失去了他在幼儿园里结交的朋友安东尼，失去了他奶奶星期日下午为他做的肉汁、他熟悉的老学校、街道、公园、汽车，还有他亲爱的父亲。或者说，他是否希望得到别的东西，得到那些具有安全感的东西。我从未成功地使他得到安全感，我逃跑就是想努力为他找到安全感。也为我自己。
“我知道，宝贝儿。”我说，将他抱在怀里，将他温暖的身体紧贴着自己。我用手捋着他的头发。我哭了。“我爱你，宝贝儿。非常爱你。你是最好的孩子。”
第二天早晨，他见到了本尼，一切如故。之后，我没再提起此事。我必须让他逐渐适应新城镇、新学校和新朋友。
不再发生意外了。不必再假装是意外事故了。对他父亲的行为，你自己往往都难以相信，又怎么告诉你儿子呢？有时，我会回想起博比将我推向墙壁或在车里突然反手打我的情景。有时我又觉得自己一定夸张了，博比就希望我这么想。但我再次尝到了口中的血腥味，知道事实正如我记忆中的那样。我甚至开始用一种软牙刷，这样就不必像以前那样常常感到血腥味了。对一个爱爸爸的孩子，你怎能对他说这些呢？
到达佛罗里达两周后的一个晚上，我吻了吻罗伯特，跟他道晚安。他向上伸出手，碰碰我的脸。旧棉被单盖至他的下巴处，空调给闷热潮湿的空气带来轻微的凉意和霉味。
他头发长了，盖住一只黑眼睛。借着小窗口透进的昏暗光线，他比任何时候看起来都像博比，但这是个我始终爱着的博比，一个温柔的、带着稚气的博比。我吻了吻他的前额，将他的头发向后捋去？这一次他没有挺直身子，也没有逃开，而是笑了笑。
“你的脸现在看起来好多了。”他说，“我们找个时间去看场电影好吗？”
我走进浴室，这是公寓里唯一有镜子的地方。我想这并非是出于偶然。到这个特殊地方来的住户都不愿照镜子，不愿看到青紫、红肿、伤疤、眼中的悲哀和羞辱。小时候，趁格雷斯在房里小睡，我曾用鞋柜垫脚，站在母亲的梳妆台前，盯着镜子里自己的眼睛看。那是一面红木框镜子。
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也许只是想看看自己，看个究竟，是谁在用淡褐色的眼睛回视着我。如果能看到自己的脸，而不只是在脸后行走，似乎会觉得自己更真实。也许正是这种原因，过去两三年中我一直避开镜子，因为脸上始终是一副警觉与空荡的表情，像伸出双手的盲人走在一条充满危险的走廊上。我自己都觉得这种表情非常陌生。
我也并非整天这副表情。在医院里就不这样，即使那里有鲜血、尖叫声、发狂的人，但在那里我不害怕。单独与罗伯特在一起也不害怕，我陪他从学校回家，或带他上电影院，那时只有我们两人。然而，其他时间我很害怕。在自己家里。与丈夫在一起。想想自己带着一张面具生活，想想作为一个人却带着那样一副神情，真是羞愧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