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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没有那些不可避免的东奔西跑的巡回演出，那么空中飞人似乎就可以这样不受干扰地生活，而旅行恰恰是空中飞人最讨厌的事。演出经理不惜操劳，尽量为他排除一切多余的延长他痛苦的因素：在市内他们开着赛车，在夜里或一大清早穿过空无一人的街道以最快的速度行驶。尽管如此，空中飞人还是觉得速度太慢。在火车里，他们包了整节车厢，让空中飞人在行李网架上度过行车时间。虽然行李网架作为他平常生活方式的代用品难免有些寒酸，但它毕竟也算是一件凑合的东西。在下一个演出地点，高空秋千在空中飞人到来之前早已在马戏场里准备就绪，通往马戏场的所有大门全部敞开，各条通道畅通无阻。当空中飞人脚踏绳梯，眨眼功夫终于又出现在高空秋千上时，这对于演出经理来说总是他一生中最为赏心悦目的时刻。
虽然一连串的此类旅行都使得经理获得满足，但是每一次新的旅行又给他带来痛苦，因为一次次旅行（撇开别的不谈）对空中飞人的神经系统无疑都意味着毁灭性的打击。
就这样，他们又一次一块儿上路了。空中飞人躺在行李网架上进入了梦乡，经理靠在对面的窗脚埋头看书。过了一会儿，空中飞人开始和他低声说话，经理马上凑过来听候吩咐。空中飞人咬着嘴唇说，迄今为止他只有一副高空秋千，为了他的空中飞人运动，他现在一定要有两副高空秋千，两副秋千要相互对应。经理立即表示同意。但是空中飞人却又说，从现在起，他绝对不在一架高空秋千上作空中飞人表演，他那股劲儿似乎想表示，经理在这里的赞同毫无意义，倒有点抗议的味道。他一想到说不定还会发生在一架秋千上表演的事就感到浑身发抖。经理犹豫片刻，仔细看了看他，又一次表示了他百分之百的赞同，两副秋千确实要比一副好得多。此外，这种新颖设计的优越性在于它会使演出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这时，空中飞人突然哭了起来。经理大吃一惊，一跃而起，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空中飞人沉默不语。经理站在座位上，抚摸空中飞人并且把脸贴在他的面颊上，以致于自己的脸也被泪水弄得湿淋淋的。经理问了半天，又说了一大堆奉承的话，这时，空中飞人才啜泣地说：〃手里只有一根秋千棒子我这样怎么能生活呢？〃经理于是松了口气，他安慰空中飞人说，等到了前面一站，他马上给下一个演出地拍电报。接着，他不停地自责，自己怎么能在如此长的时间里让空中飞人只在一副秋千上表演呢？他感谢空中飞人，极力赞扬他终于指出了自己的错误。这样一来，经理成功地使空中飞人逐渐平静下来了，他又坐回到那个角落。然而自己却不得安宁，他的目光越过书本上端，忧心忡忡地悄然注视着空中飞人。如果这些念头开始折磨他，它们会有朝一日完全消失吗？它们难道不会变得越发强烈吗？它们对空中飞人的生存不会构成威胁吗？就像看到他现在停止哭泣，表面平静的睡眠一样，经理确信将会看到，最初的皱纹已经开始在空中飞人孩子般光滑的额头上烙下印记。
（贾一诚 译）
小女人
有一个小女人，天生一副苗条的身材，可她还是把自己的胸束得很紧。我看见她总是穿着同一条连衣裙，布料颜色灰不灰，黄不黄，有几分木头的颜色，连衣裙上挂着几个缨穗或扣子形状、颜色相同的装饰物。她总是不戴帽子，那失去光泽的金发光滑整齐而又很蓬松地披在肩上。虽然她紧束着胸，可她的动作还是轻盈敏捷，自然，她夸张了这种灵活性，爱把双手叉在腰间，然后上身猛地一下转向侧面。如果要我描述她的手给我的印象的话，那么我只能说，我还从未见过这么一双细嫩修长、手指界线如此分明的手，然而，她的手绝对没有任何可供人体研究的奇特之处，这完全是一双平平常常的手。
这个小女人对我特别不满，老是对我有所指责，总觉得我待她不公，时时处处惹她生气。假如人们能把生命划分成若干个最细小的部分并对它们分别加以评判，那么，我生命的每个细小部分对她都意味着烦恼和不快。我常想，她为什么感到我在气她，可能是因为我身上的每个细胞都同她的美感、正义意识、传统习惯以及她的期望格格不入。世上人们本来就存在着相互对立的本能，可是她究竟为什么要受此痛苦？我们之间根本就不存在由于我而使她痛苦的关系，她本该认定，视我为一个陌路人，其实我本来就是。我对于她的决定不但不会反对，反而会双手赞同，她只需做出决定，忘掉我的存在。过去，我从未强迫她接受我的存在，而且今后也不会这样做，这样一来，一切痛苦不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时，我会全然不考虑个人得失，也不会计较她的所做所为。自然也使我难受，我不在乎这些是因为我知道，我的不快与她的痛苦相比不足挂齿，况且我当然清楚，这不是爱的痛苦。她绝对没有兴趣促使我变好，而同时她指责我的所有不是也不会影响我的进步。可是，我的进步同她又没有关系，她关心的只是她自己的利益，只想着为我给她带来的痛苦复仇和阻止今后威胁她的痛苦。有一次，我试图向她暗示，如何才能以最好的方法结束这没完没了的烦恼，可是恰恰这使得她陷入感情冲动，以致于我打消了再试一试的念头。
我当然（如果人们要这样想）也承担着一定的责任，因为即使这个小女人对于我来说十分陌生，存在于我们之间的唯一关系就是我给她造成的烦恼，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她让我造成的烦恼，但是，如果她的健康也由于这些烦恼而受到损害，我似乎不该漠然置之。时而有消息传到我耳朵里（近来越来越多），说她早晨起来又一次脸色苍白，失眠过度，头痛难忍，几乎丧失了工作能力，她的家人为此焦虑不安，大家不断猜测她身体不好的原因，可是至今仍不得而知。原因只有我一个人知道，那就是旧的烦恼和新的不快。我当然不会替她的家人分忧。她坚韧刚强，谁有能耐生气，谁大概也就能克服生气带来的后果。我甚至怀疑，她表现的痛苦是在装模作样，至少部分如此，想以此方式引起世人对我的怀疑。坦率地说，她自豪的是我如何以我的存在折磨她。以我之见，她不会向他人求援，这样，她会感到是对自己莫大的耻辱。她只是出于厌恶一种持续不断的、永久驱动她的厌恶同我打着交道。把这种不体面的事情向公众说清道明，她感到害臊；但是对此完全沉默，置身于永无休止的压力之下，她又实在无法忍受。于是，她以女人们特有的机灵试图选择一条中间道路：她默不作声，只是想通过一种悄然痛苦的表情把事情推向公众法庭。或许她甚至期望，如果公众把全部目光都集中到我身上，这样就能引起社会对我的公愤，而社会将会用它巨大的威慑手段对我又快又狠地做出最终判决，这种判决比起她那微不足道的个人烦恼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然后，她将〃收兵回营〃，大松一口气，对我置之不理，她若是真这么想，那她可就搞错了。公众不会接受她所扮演的角色，即使大家用最大倍数的放大镜，从我身上也找不出可以无休止指责的毛病，我不是她所想象的那种无用之辈，我无意炫耀自己，更不想在这件事情上自吹自擂。假如我不是有特殊用途的大好人，那么我也不会引人注目。只有在她看来，在她那双眼白几乎泛光的眼睛里我才是个窝囊废，她不能说服任何人去相信她那一套。那么，我能在这一点上无动于衷吗？不，当然不能！因为说不定这事哪天确实被张扬出去，说她得病是我的行为所致，另外，几个传播消息最起劲的〃密探〃正准备洞察一切，或者他们起码会装腔作势，似乎她们已经明察秋毫。这时世人就会来质问我，为什么我本性难移地折磨这个小女人，我是否存心要置她于死地，我何时才能获得理智和常人的同情心从而停止我的所作所为？如果世人这样问我，我将很难回答，我难道能说，我并不大相信她真的得病，这样说会不会给人造成一种开脱罪责、怪罪他人的坏印象呢？并且以如此不巧妙的方式？另外，我似乎可以完全坦率地说，我就是没有同情心（就算我相信她的确有病），因为这个女人我从来就不认识，而且存在于我们之间的关系只是由她制造的，仅仅是她的一厢情愿。我不想说，人们会不相信我的话，确切地说，人们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