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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海军原来经常光顾的“中青在线”上，我读到了网友少华的一段文字：
朱海军的死亡也成了一个重要事件。
他在时，我们没悟出这一点来；
他走了，他是网络生活的一个象征。
他真是为网络而生的人，真是生逢其时的人，虽然死非其时。
正是网络才使他如此兴奋地、超量地、没有任何回报地写作，
正是因为网络，他无论在河南老家的小镇还是在深圳的一家公司，都能给我们呼风唤雨、挥斥方遒的感觉。
他身上的那种狂生气质，完全是网的气质。
让我们想想，这样的狂生过去也许不知有多少，
都被纸页的权威排除在沉默的黑暗之中，
不为人知，
找不到知友。
他们身上的天生才气得不到世人的惊叹、磨砺、激扬，
销磨余生，老死沟壑。
因此，朱海军其生也短，
却其生也幸。
在短短的网络生活中，
他的生命力得到极大的张扬和抒发，
这也许就是过早地挥霍掉生命的原因？
正如他那不顺遂的履历所暗示我们的一样，
他是一个落拓的、流浪的形象、一个边缘人的形象，
这就是一名网上客的形象。
正是在网友这个边缘人群中，
识与不识，
皆知其名。
他在纸页的领域还未曾闻达，
那些知名人士也许连听都未经听说过他，
但已经成我们中间的重要人物。
这样的人物在过去还未曾有过。
网，给了我们从不曾有过的品评人物的标准。
从此，在网上，
我们就想起朱海军，
一个在网上活过，
在网上死去的人。
2001年9月11日的深夜，我又一次走进朱海军纪念堂。纪念堂里摆满了鲜花，在他去世一周年的日子，许多人不约而同地又来到了这里，为一个逝去的生命献花、点香。
我看见纪念堂的上方写着：每个生命都是一个独特的故事，让生命的故事在世间永远流传。
一个念头改变了他的命运
一个卑微的念头，改变了北大教师俞敏洪的命运。
在今天的中国大学校园，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新东方”。
在做着出国梦的学子眼里，“新东方”是出国前必上的“黄埔军校”，是一座通向外面世界的彩虹桥。
每到寒暑期，成千上万的大学生、中学生从全国各地赶往北京，云集“新东方”。“新东方”报名处从早晚都排着长龙一样的队伍。
据说学校招生报名的那几天，海淀区中关村一带主要路段的交通总为之堵塞，出租车都要绕道行走。
据说在“新东方”附近卖烧饼、茶叶蛋的，一个暑假就能成为万元户。
据说一到寒暑假，中关村一带的旅馆、招待所全都挂上了“客满”的牌子，连地下室都住满了人。
在这一中国高校最密集的地区，能红火到如此程度的学校，可能惟有“新东方”———
每年培训学生15万人，同期在校生达1。5万人，在美国、加拿大留学的中国学生有70％是它的学员。
在许许多多人眼里，创办新东方学校的俞敏洪更是一个传奇人物。关于他的传奇故事有N个版本，若收集起来，恐怕能编成一本书。
其中有这么一个对话场景：
甲问乙：“你知道新东方的学员在世界各地有多少吗？”
乙摇摇头。
甲说：“我给你说个细节你就知道了。俞敏洪有次去纽约的一家餐馆吃饭，他刚坐下来，餐厅里仅有的三个中国顾客同时站起来说：‘您不是俞老师吗。我们是新东方的学员！’中国可能没有哪位老师象俞敏洪那样桃李满天下。”
后来见到俞敏洪，我特地向他求证这段传说的真伪。他笑着点头承认了。
俞敏洪编写的《GRE词汇精选》被学员称作“红宝书”，成为中国学生考GRE的必读书。他创办的“新东方”学校，是全国拥有学员最多的学校，堪称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观。他身边聚集着一批陆续从海外归来的留学生，他们给中国的外语教育带来了一场“学习的革命”。
这位传奇人物的命运转折，竟是因为一个卑微的念头。
走进俞敏洪的办公室，我的目光被一幅放大的、挂在墙上的照片吸引：在一片长着荒草的土地上，立着两间摇摇欲坠的破瓦房。
俞敏洪告诉我，那是他在江苏江阴农村的老家。
那时，老家很穷，穷得很多孩子都上不起学。初中毕业后，虽然他成绩很好、很想上高中，但还是不得不回乡务农。白天，他去地里干活，晚上，不管多累多乏，他都会在灯下看书学习到深夜。母亲看了心疼，知道他想上学，知道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一天，她听说村里有个孩子上了高一后不打算念下去了，便去和人商量，让俞敏洪去顶了那个孩子。
就这样，在高二开学时，俞敏洪又重新走进了校园。虽然高中两年他学的很苦，但毕竟拉下了一年的课，高中毕业那年他参加高考时落榜了。
落榜的俞敏洪又回到了村里。虽然没考上大学，但是在村里人眼里，俞敏洪仍是个文化人，村干部让他当了拖拉机手。开了半年拖拉机后，因大队中学一位英语老师调走了，一时找不着老师，又将俞敏洪借调到中学做代课老师。做代课老师每月可以领到27元工资，但是对俞敏洪来说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有更多的时间复习功课。他并没有放弃上大学的愿望，他仍想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他说那时候，他最大的愿望是能考上江苏省地区师范学院，跳出农门，做一名端铁饭碗的教师。
第二年，俞敏洪又一次参加高考，又一次落榜。
这时，代课老师的位置也失去了，俞敏洪又回到了村里，这次回来，他眼睛上多了一副近视眼镜。村里人见了他，不喊名字而是喊他“大学生”，这使他挺受刺激的。这种刺激反而激起了他的斗志，他决定重新复习，再次参加高考。
就在那年的秋天，江阴县第一中学办了一个外语补习班，向全县招生。俞敏洪听说了，当天就赶到县里报了名。可是来报名的人很多，补习班只招40名学生，最后学校出卷子考试，按成绩录取。
这次，俞敏洪又没考上。可是一次次挫败，并没有击倒他。这次考外语补习班的挫败，反而使俞敏洪对英语学习产生了一种狂热。经过一年的复习，不但英语大有长进，其他几门功课也有很大进步。俞敏洪信心大增。
1980年，俞敏洪第三次参加高考，他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中文系。高考成绩出来了，英语几乎拿了满分，语文考的也不错，可是数学却考砸了，总分离北大录取分数线差了13分。
俞敏洪心想，今年又完了，北大是上不了，但他仍心存侥幸，希望江苏地区师范学院能录取他。
发放录取通知书的日子里，俞敏洪几乎每天都站在村头眼巴巴地望着那条通往村外的小路，盼着那条小路上出现邮递员的身影。一天，邮递员终于来了，果真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而且是一个意外的好消息，他被北大中文系录取了。原来，北大中文系见俞敏洪的英语和语文两科成绩考的太好了，破格录取了他。
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高考失败后，俞敏洪终于考上了他向往已久的北京大学。临走时，他拍下了老屋，为的是永远记住那段绝望的日子。
俞敏洪挑着两个麻袋走进了北京大学，一头是衣服和日用品，一头是书。他说，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大学生活是怎么一回事，进大学的第一天就碰到了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时隔二十多年，讲起这件事，俞敏洪仍记忆犹新：“我同宿舍的一个同学——当然那时候还不认识，躺在床上拿着一本《第三帝国的兴亡》在读。我觉得很奇怪，用很糟糕很难听的普通话问他：‘咦，上大学还要看这种书的？’那个同学抬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睛里是眼白多，黑眼珠少。这一眼在我生命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也几乎改变了我的大学生活。它给我带来了两个后果，第一个后果：我大学四年感到极其自卑，到最后我什么都害怕，什么都恐惧，怕跟人打交道，甚至大学期间没谈过恋爱。第二点，它使我知道，一个人要读很多很多的书。
在俞敏洪上大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