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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呼应的，是内容。古文之所以为古，不只是语言风格古，思想意识也要古，要能与古人之道相结合，能传古人之道。姚鼐曰：“夫古人之文，岂第文焉而已。明道义、维风俗以绍世者，君子之志。而辞足以尽其志者，君子之文也。”（《复汪进士辉祖书》）即指此言。文章如此，故一般世俗事务，无关“明道义、维风俗”者，其实都不必涉于笔端。姚鼎批评惠栋“琐碎而不识事之大小”，主张为文“当举其于世甚有关系，不容不辨者”，而不应纠缠于与“世事之治乱、伦类之当从违”不相干的小事（见《与陈硕士》），正可见其宗旨。
语言风格高古不近时俗，内容高远不谈琐事，所形成的整体特征，就是让古文成为一种神圣性文体，代圣立言，如刘大櫆所谓：“设以此身代古人说话。”文章不再是世俗性的。
唐宋时期，通俗应用文书，实为骈文。李商隐在各节度使幕府中供笔役，所传《樊南四六》足堪证明。司马光称相时，且以不擅四六请辞，亦可显示骈文在唐宋已具应性谐俗之性质。古文之古，正欲相对于其俳、其俗、其骈俪也。
古文同时也反对通俗文字，如语录、小说、戏文之类文字。后来桐城方苞特别谈及的“雅洁”说，正是指此。唯有避免这种世俗性，古文才能凸显其神圣意涵。
不过，古文是非常复杂的。它具有神圣性的同时，实亦开展了另一个世俗化的面向，怎么说呢？
一是所谓文与道俱，要以文明道、达道、贯道，其所言之是非美恶高下，实即由其文之美恶见之。故道之云云，均只从文章上看。姚鼐说“道有是非”，“技有美恶”，“技之精者必近道，故诗文美者，命意必善”（《答翁学士书》），不就是如此吗？如此一来，言道之学，遂仅为论技之语，古文越来越成为只从文字修辞上讲究的艺业。曾国藩批评姚鼐“有序之言虽多，而有物之言则少”（《求阙斋日记》乙未六月），古文家又有谁不如此？古文家自己也不讳言这一点，所以刘大櫆说：“义理、书卷、经济者，行文之实，若行文自另是一事。……故文人者，大匠也，神气音节者，匠人之能事也。义理、书卷、经济者，匠人之材料也。”（《论文偶记》）文人的本领，只在于擅长组织文字而已。如此将古文技艺化，可说是对其神圣性的瓦解。
文既为一种技艺，则我们便应注意古文家也有以文为戏的倾向。张籍便曾指摘韩愈：“执事多尚驳杂无实之说，使人陈之于前以为欢。”韩愈说：“吾以为戏耳。”他讲的就是《送穷文》、《毛颖传》一类作品。柳宗元则替韩愈辩护说：“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圣人之所弃也。诗曰：善戏谑兮，不为虐兮。”（集卷二十一，《读毛颖传后题》）可见柳亦善于为此。如此俳谐化，不又是对其神圣性的瓦解吗？
陈寅恪《韩愈与唐代小说》曾由此推论唐人小说的写作，颇与古文运动有关。其说虽牵连于科举温卷等事，而不能举以为确解，但古文与俳谐小说有血缘关系这一点倒是说对了。
古文运动与散文的发展（2）
技艺化、俳谐化之外，我们还应注意其世相化。什么是古文的世相化呢？古文运动以达道、明道、贯道为号召，这是谁都晓得的。然而，试看韩柳许多名篇，反而是以写小人物、小事物而得以流传，成为后世为古文者的学习典范。如韩愈的《画记》、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永州八记》、《捕蛇者说》之类，殆皆如胡应麟评唐人传奇小说所谓：“小小情事，凄然欲绝。”其中当然也讲一点儿道理，但大抵只是一些感怀、一些体会，并非圣贤大道理，更非仅限于与“世事之治乱、伦类之当从违”相关之事。这种情况，使古文比六朝骈俪更贴近世俗日常生活，更可以写社会百态，刻画世俗生活及小人物的起居謦欬。
古文的这一特点，我以为是与其学《史记》、《战国策》，汲源于史书叙事传统有关的。古文运动讲明道、达道云云，系由其与经学的关系来。它的世相刻绘本领，则从史书中获得许多资粮，而表现出来也与明道宗经者不甚相干。后世越强调要学习《史记》的古文家，越具有这种世相化倾向。归有光即显著事例，归氏名篇如《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均属此种。明代文章，八股文发展了古文神圣性的一面，代圣立言（其形制虽然采用排比之体，有类骈文，但八股的写作手法，实与古文同族。故古文与时文相通或相济的理论，不时可在明清文论中看到）。小品文则发展了古文的世相化、俳谐化、技艺化的那一面。
清代桐城派古文，以“雅洁”为说，但“义法”云云，所得实仅在法而不在义。故看起来是发展了古文神圣性的那一面，实则朝文章技艺化的方向发展。这个特点，到清末吴汝纶、吴闱生父子讲古文笔法、林纡论韩柳文，看得尤其清楚。林纡以古文翻译外国小说，更是重新结合了古文与俳谐小说的老关系。
这个老关系，其实本来就没有间断过。唐人以古文史笔写作短篇传奇，下衍为文人笔记小说之体，唐宋明清，绳绳不绝，叙事言情，靡不擅场。古文家从高自标置、不屑厕身于传奇笔记作者之列，到奋笔以古文译写小说，正可见古文已从经义、圣人之道的位置走下来，贴近世相了。
清末变革以来，文章讲义理、批判流俗者，渐由政论时论及报章社会司其责。这类文章，乃是古代策论奏议书表的遗风，也是古文原本想达到的功能和目标，故不唯思致指向国政大事，不涉琐末，议论宗旨亦较正大，须言之有物，文笔则较谨严凝练。
这里面当然极多好文章，以韩柳等古文八大家的标准来看，都应视之为文学作品的。但若衡诸昭明太子选文的标准说，此即不免“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近代论文学者大抵也都将它置诸不论不议之列。
论文学，特别是谈散文的人，所指的，其实是具有世相化（写日常琐事，世俗社会生活）、技艺化（义归乎翰藻，讲究文采）、俳谐化（文多驳杂无实之说，使人陈之于前以为欢，善戏谑兮，不为虐兮。不那么正经，有一点儿趣味、一点儿情致、一些滑稽幽默、一些戏笔，庄谐并作，鱼龙蔓衍）的那些文章。
这时，所谓散文，绝非古文家所说的古文之类属，也不能由形制上的非骈偶非声律说来衡量。因为政论时论亦是非骈偶非声律的，而古文所希望达到的明道达道目标，更非散文家所萦怀。
可是，散文确实又是从古文发展来的，是整个古文朝技艺化、世相化、俳谐化发展而逐渐形成之物。这个发展，亦使得早期散文与骈文相对而说的意涵发生了变化，由骈散之散变为樗散之散。
20世纪初讲散文的人，约略摸着了这个转变的意蕴，所以或以随笔、或以小品、或以杂俎来自我命名，自我辨识；又或上溯其源于随笔杂俎、晚明小品；或者说散文之要，在于幽默、在于趣味、在于闲适。讲的其实就是它形制上不同于“选学妖孽”，精神上又不同于“桐城谬种”的那种俳谐化、技艺化、世相化特点。
不过，近代文学因受西方文类区分的影响，把传奇笔记小说纳入“小说”之中，遂令笔记传奇与散文不再如古文时期那样关系密切。但论散文者不时仍会泄露它们与传奇原本紧密的特殊关系，像许多推崇张岱《陶庵梦忆》、沈复《浮生六记》的言论就是如此。而又因为白话文运动兴起，语言发生变异，“语言型的文学”由书面语而口语。这时，散文与“小说”的关联，也表现在它与白话小说的密切关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