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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那么，文学的本质是什么呢？所谓“美的价值”，就是作品主体性的完满实现吗？如果是，是否文学即以成就美感价值与功能为其本质？
文学的美感与意义
046。文学的美感与意义
基本上，文学当然以成就美感价值为主，但这并不是说审美功能便是它的本质，因为所谓“美感价值”，与我们看见一朵花、－抹朝阳或夕照不同。看见花月霞暾，乃是纯粹美感的品赏，而观看一篇文学作品，作品中却含有作者所欲传达、作品所欲体现的意义。所以，文学作品的美感，乃是与意义密不可分的，它高于自然美的原因也就在此。
所谓意义，是作品的灵魂。文学作品的价值，即在于它本身就是人类探索意义、发掘意义、建构意义的主要典范。整个人类文化，基本上只是一个意义系统，在卡西勒及许多哲学家的著作中都曾指出过。而语言文字，则是这个意义系统的核心。文学家经营文字以探寻意义，就是在这文化的最核心处进行强化文化生命的工作。艾略特曾说诗对一个民族最大的贡献，在于对该民族的语言赋予新生和活力，这话很有见地。但他若再深一层想，就知道其贡献又不仅在语言而已。整个文化，意义的根源，几乎就在于文学与艺术。所以博兰尼（Polanyi）论艺术的效力时说，艺术的效力就在创造人们的世界观，其表现本身便是意义的成就，而且，是技术发明、工具使用，以及工程事实的原始基础。唯有艺术性想象在科学的基础上发展一个所谓“科学的世界观”时，科学的探索对人的思想、感觉以及目的的关系，才有真正的重要性。
他说得很对。若无文学艺术，人存在的意义便将黯然不彰，一切科学与技术亦将落空，人生也只是一片混沌黑暗。我国古代钟嵘《诗品》早就觑破了这个奥秘，所以，他曾很郑重地说：“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所谓陈诗展义，正是说文学关系着整个意义世界的开展。凡稍知何谓文化者，想必都能了解这种意义的开展，对文化的影响有多么重大。所以，像李白、杜甫或莎士比亚这样的文学家，固然在现世生活中不及一位成功的富翁，但对一个民族来说，却是文化的表征、种族的骄傲。他们所揭示的人生意义，至今也仍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性质。没有一个民族会记得他们拥有过哪些富翁。石崇如果不是会作诗，谁知道他？
因此，文学作品若能真正体现生命存在的意义，它便具有无上的价值，且能完成一切功用。因为这一切功用，都是要在文化中发生作用和力量的。
第十四章 文学与社会
所谓文学的功能，其实是就文学本身的价值这方面来说的。但文学既有价值，其价值对读者又可以发生一些作用，形成一点影响，则文学的功能问题，当然也脱离不了作品对读者的影响关系。
然而，很不幸的是，许多人便以为作品对读者的影响关系，即等于文学的功能，也等于文学的价值。例如，惠特曼（Walt Whitman）说伟大的诗人就是要“让奴隶高兴，使暴君害怕”，显然就是把作品对读者的影响关系，视为文学的价值所在了。可惜他们似乎不知道，奴隶与暴君对革命宣言的欢迎和畏惧，远远超过诗歌。而许多伟大的诗人和诗，更是与奴隶或暴君无关的。
明白了这一点，对我们很有好处，因为“读者”扩大起来，即是“社会”。如果不了解上面那种思考方式的荒谬性，便不免把“文学应为社会服务”一类咒语，翻来覆去闹个不休，完全扰乱了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的讨论。
说起来，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复杂的，有些可以解决，有些则至今仍无较明确的答案。像马克思本人，就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的导论中，坦白承认：“某几个艺术高度发展的时期，并未与一般的社会发展有直接关系，也跟物质基础、社会组织上的基干结构无关。”这样的坦白，当然是有益的。因为文学与社会这个论题，若要从文学的“社会基础”来讨论，一定谈不出个结果来。所以，我们准备换个方式，由作品、作者、社会三个方面进行探索。
作品与社会
047。作品与社会
作品的结构形式和内容形式，一般说来，均与社会有关。但社会对作品结构形式的影响关系，至今仍不太明了。我们不很清楚为什么唐代没有像宋代那样的词，社会究竟能不能对作品的形式结构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社会态度能否成为作品构成的要素。由于作品的结构形式基本上只跟作者或作者族群的思考方式有关，除非实际的社会组织与生活有特殊明确的证据，否则，以上这些问题恐怕都是难以回答的。
但就作品的内容形式来说，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就明晰得多了。作品中的事件，往往取材于社会及生活，它所表现的思想，亦需与社会相呼应。因此，有些研究者便很兴奋地主张文学的本质即在于表现社会，甚至于可以作为反映时代的社会史文献。
以巴尔扎克（Honore de Balzac）的《人间喜剧》为例，他自认为是在撰写一部19世纪的法国风俗史，但他也深知，凡是艺术家都应该研究社会现象形成的原因、寻找人物与事件的意义、思考自然的法则，并观察社会与永恒法则间的关系，而不可以只是摹写或记录现实。这种讲法，刚好说明了文学作品固然可以选择社会事件为题材，可是，社会事件并不能决定作品的价值与主题。文学作品亦无义务非写生活或社会事件不可。倘能发掘人生的意义、探寻永恒的法则，则脱离社会与生活，直以冥想幻思为之，亦无不可。
为什么这样说呢？以作品模仿现实世界，是作家古老的梦。但是，文字本身只是个符号，符号诚然可以代表事物，但它总不等于事物。换句话说，文字这个象征系统与社会实际结构系统之间，只是一种象征的指涉关系，它永远不能等于社会现实。
其次，象征系统是由作者主观地安排组织而创造出来的。它表面上仿佛复现了一个客观世界，但实际上这一组有组织的象征经验却来自作者特殊的臆造。所以，莫泊桑（Maupassant）才会说：“有才能的现实主义者，倒应该叫做臆象制造者才是。作家除了用他所掌握和能运用的全部艺术技巧，来忠实再现这个臆象之外，就没有其他的使命了。”（《谈小说》）
这种臆造，正显示了作者面对社会事件时，必有他独到的意义追求，否则，他不会尝试去撰写文学作品。在文学作品中，一切事件与人物，均为表达此意义而存在（所以我们必须虚构一些能贯穿情节的人物，虽然读者又常会揣测这些人物是不是在影射什么人），是否取材于社会及生活，根本无关宏旨。
但话虽如此，我们却不能说作品所表现的思想和意义追求与社会无关。因为作品的思想，通常总是跟社会相呼应的。
所谓相呼应，我是指以下三个方面：与社会流行价值观的关系、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和对社会的批评。文学作品有时会响应、鼓动、顺从社会流行的价值观（时代思潮），但有时也会对时代风气提出反面的意见，或对抗或超越，一如它也必然会对社会现状有所认同或批判。一部文学作品，在此必有其抉择，只不过这种抉择，我们不宜遽视为作品优劣的衡量依据，因为反抗或批判有时虽是一桩好事，有时也会变成毒杀苏格拉底与耶稣的愚蠢暴行。顺从时代思潮，未必即是开明；逆抗流俗，也未必即是前进，一切都须审慎考量。至于文学作品中独立的思想建构与价值呈示，有时候当然会与社会组织有关，像《黑奴吁天录》这类作品，显然就不是没有黑奴制度的地区所能产生的。然而，作品的思想是否即受其社会“基础”或“背景”的制约呢？那倒也不见得。反而是愈跟社会组织关系密切的作品，愈限制了它意义的可能和流传的时空。一般作品的思想，虽往往呼应了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