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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匆一瞥，或许，隐约觉得体内的疼痛或暗疾，有可能与这个机构研制出的安神剂、抗生素等等药物发生关联？但疼痛彻骨，暗疾无边，一粒药片苍白无力——即使将静安寺上空的一轮满月融化在水杯中，也无法消除他们的迷乱或抑郁。一个年代的迷乱。一座城市的抑郁。
周围同事，大都不知附近存在一条与我有关的小街。也不知小街上的这些遗韵旧闻与我的内心生活有关。我，以及这些通过显微镜、切片、基因来与疾病对视对峙的同事，在一家药物研究院里生活，如同生活于一枚被研究着的巨大药片——我，我们的老Y、老M、C、H。本身也是一种明朗或隐晦的疾病。渴望被试管、烧杯乃至最彻底最有力的时间，说服？
8 研究院一角的草坪终年暗绿，贴地建立的实验动物纪念碑往往易被忽略，尤其在青草长高没有修剪的时候。
猴子，狗，兔，猫，老鼠……这些啮齿类动物，由于与牙齿活泼的人类有太多相像而被研究者注入疾病基因，然后尝试接受某种研发中的新药，再观察这一药物对其身体的伤害是否可控。这就是“药物安全性评价”。在人类放心地使用各种药品、化妆品、食品以前，必须以实验动物的痛苦不安为代价，尤其是与人类同源性最近的猴子、黑猩猩，在实验动物中价格最为昂贵。为使它们能够逼真地摹仿人类的生理心理以获取最有价值的数据，实验中的猴子、黑猩猩，一只一只被分别关在单人房间内，房内有淋浴、电视、水果甚至美人云集的画报！它们简直就像是披了兽皮的市民一样！它们在模拟着城市孤独者的处境。当我偶尔隔着实验动物中心的门扉玻璃与坐在床上的猴子、黑猩猩对望的时候，常常觉得自己成了另外一只猴子、黑猩猩！我甚至摸摸自己的臀部——暂时还没有把柄似的一只尾巴在裤子外摇荡，这才暗暗松了一口气。
L，研究员，课题组长，或曰老板，因购买实验猴子而被西安警方取保候审。一贯豁达的L，虽年近六十但朝气蓬勃如愤怒青年，穿牛仔裤，步伐充满弹跳性，穿梭于各种研讨会、讲坛、药品交易会。但在这长达一年的取保候审期间，他迅速萎靡，每次出差都由我作为担保人向西安警方通告。几只秦岭森林里的野生猴子。让L痛苦。按照法规，野生动物不能作为实验动物，只有养殖场培育的家养动物。方可按照一定手续购买。但L没有能力从面貌上区别这几只猴子来自旷野还是养殖场，就像同事从外表上看不出我的乡村背景一样，他们只是从我绝不留下任何剩饭剩菜的粗俗吃相上推测出一个人幼年生活的贫寒。L手续简化地买了一个陕西动物贩子的猴子。警方说：这些猴子来自秦岭，被动物贩子捉到，圈进挂了一个“动物养殖场”牌子的院落里吃了几天杂粮，就冒充家养猴子混进了上海。
为解救L，我陪着他在一年间数次飞赴西安。越过秦岭的时候，他透过舷窗长久俯瞰，嘟囔：“这里藏有多少猴子啊……比我这个博导还宝贝呀……现在公平了，猴子，咱们都取保候审了，看看电视、吃吃水果吧……”我安慰他：“别担心，很快就自由了。”他说：“我再也不做猴子、黑猩猩的实验了。我不敢看它们服用实验药物后的眼睛，那眼神，太他妈像一个人了……”我说：“太像你现在的眼神了。”L苦笑。猴子和黑猩猩也能做出苦笑的表情。解除取保候审之后的L，果然只做兔子、老鼠一类的小动物实验，丧失了雄心大志。某个美女每天早晨使用的洗洁剂、发胶、指甲油，就可能与L手中若干小动物的隐约夭折有关。L对自己僚绕着小动物的喘息和呻吟的双手无奈而怜惜，常常站在水龙头旁，冲洗十指。持久冲洗。
L时常在草坪上的实验动物纪念碑前放一束鲜花。由于纪念碑贴地放置，那束花就像野生于草丛里似的。矮纪念碑，鲜花，在世界上许多医学、药学科研机构的某一角落屡屡呈现。据统计，全世界每三秒钟就有一只动物死于药品、食品或化妆品实验室。美英两国一年消耗实验动物四百万只，一概进口自其他国家。而美籍英籍的猴子、狗、兔、猫、老鼠、黑猩猩，在自己的国土上安全地奔跑……立碑，献花，实际上也是一种自私的表现：用花朵来安抚良知，减却不安。但花朵芳香对那些摹仿着人类疾病和疼痛的动物亡灵，又能带去几丝慰藉？
不久前，L参加了在东京召开的“第六届生命科学研究与实验动物替代法国际大会”。归来，送我一把日本纸扇。我请他喝茶。他在这个大会上呼吁用基因技术来减轻动物痛苦程度，并促使全世界的实验室数据共享，减少重复实验所需要的动物数量。“但是，多么难！连我们院内的重复实验都无法消除，何况一个国家、全世界……我悲观。”“猴子事件”以后，L成了一个多愁善感的人，随身携带的书包里总装着一本唐诗或宋词——他想回到没有动物实验、也没有这么多疑难杂症的唐宋？但据考证，世界上最早的动物药理实验，出自唐代的药学家陈藏器。
实际上，动物们真的能够完全模拟出人类当下的困境和疼痛？我怀疑。即便把它们所生活的动物实验中心内的“单人房间”，扩张成一个微型城市，除了淋浴、电视、水果、美人画报外，再布置出股市、银行、公司、酒吧、按摩房、财富论坛、颁奖典礼，也很难在一个猴子、黑猩猩体内，无微不至地复制出一个当代人的欲望、虚荣、冷漠、厌倦……何况，我们用来实验的猴子、黑猩猩，还可能来自千山凝翠万川流关的莽原大野。它们，至多能模仿出一个猎人或隐士的内心生活。而那些猎人隐士的疾病。大约比市民们少了许多。
草坪上贴地建立的实验动物纪念碑前，时常有鲜花野生般怒放于草丛。一束鲜花，代表一颗惆怅的心……
9 研究院内小花园旁耸立三座铜像，纪念三位去世多年的药物科学家，我国现代药物研究领域的拓荒者，上世纪五十年代先后从美、英、日归来。长期的海外生活，使他们的英语、日语比汉语还要说得流畅。尽管担任过中国工程院院士或我院的院长、名誉院长，但同事、后辈一概尊称他们为“先生”。那是一种尊重—— 有谁敢把他们喊为“老板”？中国的第一支贵似黄金的青霉素、根治血吸虫病的呋喃丙胺，出于其手。惠及国人。除了三座铜像，他们似乎没有给家人留下多少资产。面对那些把实验室当做名利场和提款机的浮躁后人，三位先生铜铸的目光，是否显得忧伤？
在这家连鸟儿散步也被我看成“老板状态”的研究机构内。被称为“老板”的功成名就者，比比皆是。把那些博导、研究员喊做“老板”。比喊“老师”多了一份亲昵，也多了一份与市场接轨的时尚。但这些老板似乎缺乏“鸟儿状态”的自由和快乐，受制于一种无形鸟笼的包围。他们往往不敢自己开车，而由爱人或学生在晨昏开车接送，因为，他们热爱走神——精神出走，走到哪里去了？他们提着内含饱满寓意鲜明的袋子从银行或储蓄所内走出来以后，往往让出租车或爱人所开的私家车在市区内路线复杂地绕行很远，才探头探脑地匆匆走进公寓大门——他们在练习摆脱身后可能的跟踪者、抢劫者。不安。在实验室或汽车内，隔窗眺望小花园旁边的三位先生，以及三位先生肩膀上跳跃的小鸟，他们的眼神充满羡慕，像笼中鸟儿一样羡慕外面的风声万物。
甚至，他们还会流露出对来自安徽乡村的清洁工夫妻Z、J的嫉妒。
Z是丈夫，J是妻子，住在小花园旁边的平房内。平房内的家具、电器一概是各实验室各部门的淘汰品，被精心组合在一起，成为他们的小“巢”。内心不平衡的老板们私下议论：“他们住房、用电、用水，都是免费的呢！”“星期天加班，我看见他们还把被子晒在网球场上……”“春节期间，他们的乡下亲戚成群结队在咱们院内晃来晃去。”但看见Z、J的时候，这些老板总是谦恭热情地问候：“早上好！”“辛苦辛苦！谢谢谢谢！”Z、J年轻，有力，开电梯，打扫卫生，修剪草坪，运送垃圾，搬运实验仪器。每月收入并不高，但他们表情的幸福度似乎不低。z对我说，他们打工的钱够养活一家人了，也快攒够两个女儿将来上高中、上大学的钱了。他觉得上海好、研究院的人好。他有梦想：“将来让我女儿考咱院的研究生咋样？在这大楼里做实验。再成为那三个老先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