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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往往木然。像一个忘记了台词和情节的拙劣演员。办公桌旁已经消失了木柴和火焰的壁炉内，摆有一大盆花——花朵似乎模仿着火焰的形状和热量。壁炉上面的酒柜内。消失了早年的英国咖啡、酒具，放满新世纪的书籍、文件。临窗，应该是雷士德先生与夫人当年听唱片、读书的位置，如今放着同事奚先生的办公桌。每次打电话，他都这样自我介绍：“我姓奚，奚秀兰的奚，唱《阿里山的姑娘》的那个台湾人的奚……”我笑了。每个出生于六十年代、苏醒于八十年代的男人，都曾暗暗喜爱过这个台湾女人。一支流行歌曲，一个异性歌星，往往成为我们回忆往事的索引和路标。我和奚是同代人，但电话线另一端的对话者却常常不知道奚秀兰、阿里山，大概比我们年轻或更苍老，大概热爱着的是九十年代的王菲、杰克逊，或者是五十年代的《小路》、《深深的海洋》。于是，奚最近开始这样自我介绍：“我姓奚，山间小溪的溪去掉三点水……”——山间小溪被一条鱼或一阵风去掉三点水，似乎还应当是一条小溪嘛。奚爱抽烟，头颅在烟雾腾腾中沉浮，如溪水中的石头。即使他短暂离去，那支烟仍侧放在烟灰缸旁继续袅袅，仿佛有一个隐形人，坐在那里，抽！——当年，雷士德先生大概也爱抽烟吧？用中国雕花烟斗，在窗前薄暮里凝望上海灯火，懵懂倾听周璇的歌曲，同时用老式电话机与远在英国南安普顿的亲友谈谈天气……
来来往往的院长、院士、厂长、经理、广告商。来来往往的电话、传真、文件、报表。来来往往的英语、韩语、日语、汉语尤其是沪语……我所在的办公室作为这家拥有上市公司的研究院的核心，繁忙，芜杂。若干年后，当我、奚以及其他同事离开这座小楼，新一代的面孔、背影、姓氏、主题词、引文、脚注，又将充盈其间——青藤缠绕、红砖结构的小楼躯体之内，是否依然飘渺着一缕与英国学者雷士德、自尽的学者、奚、我等人有关的思绪和梦呓？小楼是否会因重重叠叠的记忆沉积而疲倦，在人去楼空的静夜时分，悄悄于花园周围散步，天亮，又不动声色地返回原处？它，体验过多少次的高潮和低谷？
自从同事告诉了我那个六十年代的生物学家之死的故事和遗言以后，每天下班，走出小楼。我都感觉，一楼那间已转变为档案室的人去灯熄的房间里，依然有眼睛在黑暗中，盯着我的脊背，盯着……
3 我的工作主要就是写字：报告，请示，函，通知，条例，论证书，合同，协议，章程，规划，贺词，某某在某某会议上的讲话……为了让这些文字数字从空白中涌现，我必须在办公室、文件室、会议室、实验室、工厂乃至餐馆、酒吧等等地方穿行、观察、请示、聆听，把领导意图体现于自身行动，按照与写字无关的若干规则制约自我：
——头发理短。九年前，我自故乡河南一所高校来到这家研究院接受笔试面试。通过。人事处处长含蓄提醒：“小余啊，作家们是不是头发都很长呀？”妻子当天就把我逼进了理发店。镜子中的头发越来越短，一张进入中年的脸，陌生而茫然。上海生活，从头开始。短发，伪装了我散漫的内心，给人一种钉子般充满进取心的错觉。但错觉的积累和强大，有可能转换为现实——一个头发短暂的家伙每天早晨对着卫生间镜子的时间可以缩短到三分钟，然后用五分钟时间拿起面包、牛奶、公文包冲到公共汽车站，用四十五分钟的时间在汽车内继续困倦和盘算，再用十五分钟时间在北京西路上快步奔走，必须在领导们上班之前到达办公室……显然，一个头发漫长的先生只适合散步于空山野水间，速度可以很慢。倘若他在清晨的上海街头奔跑，势必头发张扬如疯子，不合时宜。从头开始，在上海，每半月理发一次。
——穿西装扎领带。在皮肤的遮盖形式上与西方接轨，可以形成“我是一个具有世界视野、遵守市场规则的人”之幻觉。在上海，一个穿休闲装的秘书紧跟穿西装的老板，是不和谐的。我在院领导们的西装品牌附近稍低的价位上购置了一套西服，挂在办公室衣柜内，在陪他们出席正式场合的时候脱掉夹克、紧急换装。用领带锁紧喉咙，避免内心独白脱口而出。院长看着面目一新的我，宽谅一笑：“小余，转眼间换了一个人似的！难为你了。”院长同时还是一个学者，爱听交响乐，读历史小说，所以对我身上难以彻底消除的书生气能够容忍甚至略带几分欣赏。某日，一个来洽谈合作的小官员腿部奇痒，我买来止痒膏递给他。那家伙眼睛盯着药膏包装盒上的厂址叫嚷：“不行，这是河南的药厂生产的！”我的脸腾的一下汹涌燃烧，领带失效：“亲爱的领导，我这个人也是河南生产的！如果您信得过我，那就请您使用之后再判断是否可以信赖这瓶药膏！”那家伙尴尬地咧开了嘴：“信，怎么不信呢，河南是咱中华民族的摇篮呢！黄河还是母亲河呢！开封还曾经是咱首都呢！”赶忙涂上，果然止痒。晚宴，我给那家伙唱了一段豫剧然后敬酒：“感谢你给了一个河南人一点面子，感谢你使用了河南产品，希望不要流传伤害本人情感的狗屁段子。”满桌宾客哈哈大笑。那家伙后来竟成了我的朋友，连年过节还发个短信问候。院长拍拍我的肩膀：“河南人民的代表，好！”他是一个在西装和夹克之间过渡得比较从容的人。他拍我肩膀的时候一般穿着夹克，心情较好。
——注意平衡。平衡周围同事的感受。比如，敲击他们门扉的力度和节奏要一视同仁并注意音响效果。某君曾经愤怒：“余，你敲我的门是嗵嗵嗵！敲院长的门是嗒嗒嗒……温柔极了！”我惭愧，认真地研究了这两扇门。同样的力度和节奏，敲出的声音果然迥异，原因是该君的门比院长的门微微薄弱。我请他谅解。之后，减弱敲击其门的次数和力度。从此，我对敲开所有人的心扉不再抱以期望。平衡。一个人所面对的最困难的平衡，应当是内心与境遇之间的对峙。“一个拥有乡村背景的移居者／对周围景象怀着复杂的疑虑和爱／他必须平衡故乡异乡之间的冲突／他必须培养一种把羊群和地铁、真实和善／同时包容于那颗桃子般的心脏的能量／面对写字楼镜中的陌生人、那个逐渐热衷于书写数字的人，他震惊、不安／在记忆与现实日益微妙的关系之间／他像杂技演员在钢丝上历险——／在一行夜晚的文字上，历险，成为诗人／一个怀想旷野而又迷恋广场的矛盾者。”（拙作《大海旁边的城市》）
诗中的“他”，就是我，一个为谋生而遵循规则、消解冲突从而面目模糊、气质暧昧的矛盾者。一个在“余秘书”、“汗漫”这两个角色之间跳来跳去的家伙。诗人、作家聚会，我常常被视为一个“生意人”、“小经理”；同事聚会，我又往往被呼为“诗人”、“亲爱的作家”——一个总是选择出现在客场的球队队员？！ 这是勇毅，还是软弱？——为一切可能的失败准备着“我始终不在主场”的托词？我喜欢用来自嘲的一句话就是“一个不想当将军的裁缝肯定不是一个好木匠”。在 “诗人”、“作家”被注入复杂意味的实用主义上海，直觉告诉我：应当将“汗漫”这一笔名造成的倒影，移植到白昼生活以外的夜晚书房里去——变成一个A4打印纸一样平面、苍白的“余秘书”，混同于其他广告纸、晚报、纸币一样的人士之中，通俗，从而平安。让“余秘书”、“汗漫”相互尊重、审视，而非相互鄙夷、排斥——这是一个理想，所以多么困难！
看到我的办公桌上消失了《万象》《书城》，代之以《经济学原理》《企业家》，院长拍拍我的肩膀：“这样好。稿费、杂志可以寄回家里去，别让他人议论。 ”成功者的特征之一就是：不被议论，但可议论他人。我猜想。产生小说家的动力，可能就是一些胆怯甚至结巴的家伙。在纸上终于可以放言无忌横行霸道——戴着各种人物的绚烂面具。有同事询问：“余，写小说吗？可别把我写成反面人物啊！”我赶忙安慰：“写小说干吗，小声说话，鬼鬼祟祟的。写发言稿多好。可以在会议上大说特说！”彼此欢笑，共同安全。
斗在我院。老Y显然是一个成功者：特殊津贴专家，博导。日本留学归国人员，从一个课题组逐步发展起来的生物制药公司的老板，若干股份的持有者……但他被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