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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听到了自己的名字，而且是众所期望的第一个被宣布而出的名字。那仿佛是天外的声音，接着我就懵懵懂懂地站在了领奖台上，懵懵懂懂地走下台来，懵懵懂懂地接受诗友们的祝贺。
我的那组诗的名字叫《金沙岛拾贝》，当时的获奖理由是：清新、空灵、精巧、干净。从金沙岛回来后，再去鲁迅文学院上学，一个子日里安静得不出大气的小女子，一下就成了全班关注的对象。有意思的是我的作品好长时间里没能上得《诗刊》。在上交的作业回复的信函中，指导老师总是轻描淡写。偶然通次电话还说：“很好很好”，当时听了这话，自己就觉得或许能发表了，现在想来这“很好”，其实是一次比一次好的意思，也就是每一次都给你一点希望。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诗刊社的老师虽然见面的机会还不多，但我们总算是熟识了，一天一位老师一针见血地说：你是假唯美。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撞击，一时被撞晕了。我怎么是假唯美呢？开始寻找书籍，我要发现真正的美。在这期间我阅读了许多大师的作品，学习研究当今优秀诗人的诗作，扩大着阅读范围，涉及到多种形式的文本，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反思自己，也就发现了自己的许多不足。我是多么肤浅啊，自己曾经固守的观念是那样陈腐，像个井底之蛙旋转着舞蹈。有了这样的认识，也就调整了自己的创作观念，把自己扎根在生活的土壤中，从而作品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003年组诗《像芦苇一样柔软与坚韧》发表在了《诗刊·下半月刊》第5期上。在诗的后面有编辑老师的点评：“这三首诗感情浓烈、真挚，表述直接，较为可贵的是作为女性作者，作品中几乎不见使诗歌显得纤细的脂粉气，虽然也是表达了个人情怀，但却让人感到开阔、自由，落笔神游八极。”这是一种认可，而更多的时候我把这当作一种鼓励。在这种力量的推动之下，我把诗作投向了一些大刊，也相继发表了。很多的人都会说，热爱文学，重要的是有个好的心境，不要追求发表。然而你所创作出来的作品，不拿出来让大家品评，交流，认可，你就缺失了更大的向上推动的力量。
回首来路，我看到了一种回旋，一种突奔，同时也是旖旎的风光。她一如水流的姿态，正是因为有了阻力，才产生了这种回旋之美，奔突之美，才体现了一种柔软与坚韧。在某一刻我猛然领悟，诗刊社的老师们在那次同题诗大赛中，发给我的是一个锦囊，而每次的“很好很好”是微茫闪烁的希望，真经则在远方，需要历经磨砺方能获得。他们给了我一种牵引，给了我一个又一个高度，而后又投出了期待和关注的目光。我是不服输的人，是一个和自己过不去的人。是的，在这条路上我学会了和自己过不去，一天我对一个诗友说：最重要的不是你比谁强，而是不断地打败自己，重建自己。
我背着锦囊，依然行走在路上……
娜仁琪琪格，蒙古族，1971年生，辽宁朝阳人。曾在《诗刊》《人民文学》《飞天》《延安文学》《北京文学》《中西诗歌》《绿风》《诗潮》《诗林》等发表作品。有作品入选《2004年中国年度诗歌》等多种选本。现于北京某文学杂志社从事编辑工作。
寻找台湾新诗界的Ｕ－３０
■ 杨宗翰
挥别2005，跨入2006，虽然大环境对文学不算友善（对纯文学书则近乎苛刻），幸好台湾的新诗依旧挺立——尽管向前行的姿态难免落寞。
当众人把目光聚焦在资深诗人的丰功伟业或中坚世代的连篇佳作之刻，让我们避开那闪烁的星光大道，朝蕴藏着更多惊喜的小径走去吧。试举一个不太相关的例子：竞争激烈的日本职业摔角界有所谓“U－30”（Under 30）头衔，专门提供给三十岁以下极富潜力的青年选手们争取。若能获得此一头衔，不但代表已是同辈中的佼佼者，也将成为向前辈“呛声”世代交替的不二人选。台湾诗人多为谦谦儒者，近十年诗坛状况更是平和多于斗争，罕见有中生代作家呼吁或响应世代交替之说。但近几年才站上起跑点（按：指刚出版第一本诗集）的青年诗人可不同。这批人已经过了为挥洒青春与伤怀恋情而写作的年纪，风格初具的他们对超越“大师”比模仿“大师”更感兴趣，也无时不在思考规划自己的第二或第三本诗集。他们的知名度当然不及余光中与洛夫，诗集销售量大概也只有郑愁予甚至夏宇的零头，但他们绝对不是没有读者（扣掉家人、女友之类的死忠粉丝，至少还有互看不顺眼的同辈选手？）。他们之中有好几位都拿过一堆文学奖，数量甚至直追上一世代、年纪大上十岁左右的“奖金王”唐捐、陈大为、纪小样，而且获奖记录几无例外都是“从地方包围中央”……如果台湾诗坛在“十大诗人”之外还有其他头衔可以争取，试问谁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U…30”？
评论者不是也不该是预言家，但应该还有一点“推荐”的权力。如果以出版过个人诗集、年龄在三十岁以下为标准，笔者心目中的十位“U…30”候选人如下：李长青、鲸向海、何雅雯、孙梓评、罗浩原、邱稚亘、林德俊、林婉瑜、杨佳娴、曾琮诱。以上大抵是依照他们的出生年来排序，也夹带了一点小小的技术犯规（一九七五的李长青似乎稍微超龄，而一九八一的曾琮诱好像又有点幼齿）。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我想不出不犯规的理由——试想2005年的台湾诗坛若少了《落叶集》，那会是什么风景？除了李长青，诗龄同样超过十年的何雅雯与邱稚亘，也都迟至去年刚出版第一部个人诗集《抒情考古学》及《大好时光》。这么久才“浮出水面”，不难想见三人对诗集出版的审慎态度，也凸显出诗在台湾出版界的坎坷命运。没有尔雅、洪范、麦田等这些出版社的慧眼，三位青年诗人就算因潜水过久不幸“溺死”，大概都很难引起传媒关爱的眼神。现在有很多人喜欢谈新诗在网络上的空前盛况，仿佛网络诗域将全面取代平面传媒；殊不知这代表台湾的诗集生产——销售市场已严重畸形，逼诗人只好全面上网主动“寻找读者”。这是诗之幸或不幸，答案还不够明显吗？其实好的出版社，本来就该让更多读者注意到优秀作家的存在。可惜能达到这项最低标准的出版社，好像越来越少了。
“U…30”这一代诗人所擅长，显然不是解决出版困境或鼓吹运动，对政治议题及社会参与好像也兴趣缺缺。如果真要给个定位，爱读书的他们应该是台湾新诗史上学历最高的一代吧？与多半为大兵出身的资深前辈诗人相较，其阅历之不足处究竟能否以学历来代替，还有待我们持续观察、记录与追踪。往昔当高学历知识分子投身创作队伍时，多半会给人“学院化”或“中、外文系诗人”的刻板印象。此说究竟是褒是贬，实无定论——对何雅雯与杨佳娴两位准博士来说，中文系提供的知识及资源本是其创作沃土，何必蓄意抗拒？何诗的含蓄内敛与杨诗的洒脱外放固然绝不相类，但至少在将蒙尘典故翻出现代新意这点上，《抒情考古学》和《屏息的文明》皆有所成且不露斧凿痕，也算是对中文传统作出贡献与回馈。中文系背景本来就是作家可好好利用的资源，我们应该向视其为原罪者大声说：谁怕中文系？
可利用的资源当然不限于中文系。林德俊的社会观察、鲸向海的医生背景、邱稚亘的艺术眼光，李长青的教师生涯……，皆已陆续成为他们创作中或隐或显的要素。在诗之中，谁说专业与志业不可能结合？倒是同样身为文学编辑的孙梓评及林婉瑜二人，似乎有把诗创作与日常工作切割开来的倾向，繁忙的编辑事务对其创作质量也无甚影响。其中早已成名的孙梓评兼擅小说、散文及新诗创作并皆已结集出版，可谓“U…30”世代中罕见之多面手。他也是极少数能同时获得严肃与通俗文学读者瞩目的青年作家。其实与前行代诗人相较，“U…30”们对严肃及通俗文学、文化的态度相仿，诗与生活在此更为贴紧，读周梦蝶和看周星驰一样让他们充满惊奇。他们同样喜欢制造惊奇：诗可以占领广告版（如晚近的苹果曰“爆”诗行动），诗也不妨化身为最流行的转蛋游戏。至于强调我写、我贴、我最大的Blog，目前已取代校园BBS诗版与“明日报个人新闻台”成为爱诗人的新乐园。对“U…30”们来说，过去由诗社及诗刊长期主宰的所谓“诗坛”固然不容忽视，但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