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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是情感的领域，心灵化程度很高的艺术。爱情是最纯洁的情感，是心的故乡。爱情是中国诗歌的永恒主题。
中国古代爱情诗出现过四次高潮。
第一个高潮是《诗经》时代。
编成于春秋时代的《诗经》是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一部脱去了虚伪与俗气的情爱宝典。《诗经》的情歌摆脱“非人”的镣铐，回到人之为人的真实境界，它表现了那个时代男女爱情生活的幸福与痛苦，坦诚而真挚。它的第一首诗《关雎》就是爱情诗，也是中国爱情诗的开山之作。成双成对的水鸟的阵阵鸣叫，激发了热恋中的情人对心上的“窈窕淑女”的无限深情。“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浓烈的感情，大胆的表白，一首火热的情歌。《蒹葭》是一首优美的诗篇，它也被认作是中国朦胧诗的鼻祖。它以缥缈、凄清之笔，将人们带到水乡泽国的境界之中——深秋的早晨，热恋中的年轻人来到河边，寻觅正热烈追求的“伊人”。可是“伊人”所在的地方有芦苇，有流水，“伊人”可望而不可及。年轻人只好面对秋水蒹葭，伫立凝望。台湾女作家琼瑶曾把它改写为歌词《在水一方》，一时广为流传。《诗经》中的爱情诗类型多样，十五国风中，幽会亲昵的《邶风·静女》，失恋苦涩的《召南·江有汜》，两情野合的《召南·野有死麕》，饱含思念的《王风·采葛》等等，都是力作。
古代爱情诗的第二个高潮是魏晋南北朝。
这个时期的民间创作即汉乐府、北朝和南朝的乐府诗十分丰富多彩。南朝乐府几乎全是情诗。这个时期的爱情诗在表现爱情心理上比《诗经》更复杂和深入。《孔雀东南飞》集中表现了汉乐府的特点。汉语诗歌的叙事诗不发达，像这样长达353句的长篇五言诗在汉语诗歌史上更是绝无仅有。从汉末到南北朝，诗的技法越来越多样。谐音、双关、暗示、象征等修辞手法使得诗歌的语言更华美，艺术上更成熟。
唐诗是中国旧体诗的高峰，爱情诗也取得不小的成就和影响，尤其是晚唐诗歌，是中国古代爱情诗的第三个高潮。
离别意，相思情，是唐代爱情诗的常见主题。情欲，是爱情的基础，而又不是爱情本身。与前两个高潮相比，唐代爱情诗由于疏远“情欲”而显得高雅和纯正。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提高了古代爱情诗的格调，有超凡脱俗的气质。王昌龄的《闺怨》，王维的《相思》，李白的《子夜吴歌》，刘禹锡的《竹枝词》，自居易的“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长恨歌》、“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琵琶行》，金昌绪的《春怨》等等，许多佳构都流传久远。尤其是李商隐，他常将爱情诗取名《无题》，后人就将无题诗作为爱情诗的别称。《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以“别”为通篇主题，乐聚恨别，是人之常情。但如相见不易，离别则尤难。“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成了千古名句。《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以实境虚写、虚境实写的艺术技法写尽对昨夜一度春风、旋成间隔的意中人的怀念。“心有灵犀一点通”也是千古名句。李商隐并不只写爱情，但是他的成就主要在情诗。他的迷离恍惚的爱情诗是最典范的古典朦胧美。杜甫的《新婚别》等作品让爱情诗包含了广阔的社会内蕴。
古代爱情诗的第四个高潮是宋词。到了宋代，诗歌里已几乎没有爱情的歌唱，而宋词的爱情名篇却不少。宋词也是多抒写“多情自古伤离别”。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是著名的篇章。诗人以“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冷落秋景，衬托别离的悲伤心情。李清照笔下写与丈夫的别情较多，《一剪梅》、《凤凰台上忆吹箫》、《鹧鸪天》都是这样的作品。她的《醉花阴》是一首流传很广的作品，“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是宋词的佳句。以与前妻唐琬的爱情悲剧为题材的陆游的《钗头凤》打动了世世代代读者的心。
几千年的中国情诗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含蓄、委婉，与“性欲”拉开距离，筑造情感的净地。
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排头兵和急先锋，爱情是新诗的重要主题。新诗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也是现代诗歌的中国形态。所以，中国新诗继承了中国古诗的爱情主题，但是又具有现代气质，它不仅歌唱爱情，而且赋予爱情诗以更深刻的属于现代的人性内涵和社会内涵。
最早的现代爱情诗人是汪静之，20世纪20年代初，他和应修人、冯雪峰和潘漠华在杭州西子湖畔结成了湖畔诗社，创作爱情诗，吟咏人间这最为纯洁的情感。他们的诗一般篇幅短小，坦白直率，无拘无束，表现了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新青年的觉醒。汪静之在《回忆湖畔诗社》中写道：“受了‘五四’新思潮的熏陶，我感到思想解放的喜悦，精神自由的舒畅，好像鱼网里跳出的鱼，鸟笼里飞出的鸟，真是‘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我以胜利者的姿态，鄙视封建的道德礼教，无拘无束，自由放纵地唱起爱情之歌。”①对于汪静之1922年由亚东图书馆出版的诗集《蕙的风》，鲁迅在看过出版前的手稿后曾写信给汪静之加以肯定：“情感自然流露，天真而清新，是天籁，不是硬做出来的。”鲁迅还写了《反对“含泪”的批评家》一文对那些加之于《蕙的风》的攻击给予反击。湖畔诗社的诗彻底打破了旧诗的枷锁，比早期的新诗人在诗体上解放得更彻底。
汪静之的代表作是《伊的眼》：
伊的眼是温暖的太阳；
不然，何以伊一望着我，
我受了冻的心就热了呢？
伊的眼是解结的剪刀；
不然，何以伊一瞧着我，
我被镣铐的灵魂就自由了呢？
伊的眼是快乐的钥匙；
不然，何以伊一瞅着我，
我就住在乐园了呢？
伊的眼变成忧愁的引火线了；
不然，何以伊一盯着我，
我就沉溺在愁海了呢？
前三节是正向抒情，以温暖、自由、快乐作为三个诗情指向，用肯定——问讯——肯定的方式，强化语气的肯定。第四节采用反向抒情，与前三节构成强烈的情绪反差，造成张力，深化了诗篇的内蕴。
“五四”以后的几十年问，中国长期处在战争、动乱、革命的动荡中，爱情诗成了稀有品种，但是郭沫若、刘大白、徐志摩、闻一多、冯至、艾青也有佳作。有些怀念祖国的篇章，如郭沫若的《炉中煤》，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也被当作情诗传诵。三十年代的何其芳和五十年代的闻捷是在这个园地比较有收获的爱情诗人。何其芳的诗集《预言》的第一辑全是爱情诗。“如今我悼惜我丧失的年华，／悼惜它，如死在青条上的未开的花。”爱情未成，年华已逝，何其芳的慨叹在不止一代的青年读者里引起共鸣。闻捷的诗集《天山牧歌》表现了少数民族的生活画面，其中，尤其是《吐鲁番情歌》和《果子沟山谣》两个爱情组诗受到好评，闻捷的诗因此被称为“劳动和爱情的赞歌”。当然，何其芳和闻捷的身上都有自己的时代烙印。
中国新诗是在中外文化碰撞与互动中诞生的，留美、留日、留法的留学生诗人群是中国新诗的第一批早行人。法国留学生李金发、戴望舒都给中国新诗带来了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艺术经验。艾青是中国大诗人。从1929年秋天到1932年1月，他在巴黎度过了他自称的“精神上自由、物质上贫困的三年”，从此与法国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艾青在一生中为中法的诗歌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
中国新诗是在中外文化碰撞与互动中诞生的，留美、留日、留法的留学生诗人群是中国新诗的第一批早行人。法国留学生李金发、戴望舒都给中国新诗带来了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艺术经验，他们有一些爱情诗作。李金发的诗集《微雨》和《食客凶年》中即有不少情诗。诗集《为幸福而歌》更多半是爱情诗。戴望舒的《雨巷》、《村姑》、《林下的小语》都是名作。
艾青是中国大诗人。在艾青之后，中国新诗进入“小诗人时代”：繁而不荣，内而不外，细而不深。期望作为民族的痛苦和良心的大诗人的出现，是时代的声音。从1929年秋天到1932年1月，艾青在巴黎度过了他自称的“精神上自由、物质上贫困的三年”，从此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