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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前，人们觉得中国得不到发展，完全是因为儒家文化的束缚，而在1997年之后，这种价值观再次沦为被批评的对象……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仍未经历这种根本性的挑战，如今世界对中国、中国人自己的情绪是建立在长达30年的高速发展之后，它是一种习惯性的乐观，认定所有的挫折都是临时性的，我们必将度过。
但是，在这种乐观情绪下，事情的真实进展其实并没有那么美妙，我们所面临的深刻的挑战也从来没有消失，它们只是被暂时性遗忘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仍面临100年前人们认为的科学精神不足的问题，面临着停滞的政治改革、衰败的意识形态这些问题……深入而严肃地思考这些问题，或许并不能提供明确解决答案，但它可能为可能发生的问题提供心理上的准备，就像人们对于民主的期待，它并不是最有效率的运转方式，但它却可能释放社会的紧张与焦虑，防止极端化行为的发生。
在这种意义上，重新分析李约瑟难题，或许和维持经济上的高增长同样重要。
毕竟，人之所以为人，并不是他比其他动物拥有更好的物质条件，而是因为他们了解自身的价值与意义，并愿意为生活赋予意义。而还有什么比了解自身（既有自己，也包括自己国家和这个世界）更重要的事呢？
停止自我原谅
几乎每一次访问，最终都变成了一场集体拍照。不管它是巴斯科地区的能源公司、巴塞罗纳的银行，或是马德里的战略研究机构，参观者们似乎对于展开的主题缺乏兴趣，不管它是“
风能所代表的可持续发展”、“今日世界的西班牙语”……人们手里总是拿着数码相机，而不是笔记本，当主讲者仍在继续谈话时，一些人会突然站起，旁若无人地走动、拍照片，仿佛他是雇来的摄影师，而不是听众中的一员。在参观博物馆时，讲解员必须不断地停下来，等待他的听众从四下游荡里集中起来，他们对戈雅或是毕加索没有太多兴趣，下意识地抱怨为什么不能使用照相机；在游览巴塞罗纳的港口时，没人关心它的过去与未来以及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而是完全沉湎于在游艇摆出各种姿势，一个人或几个人互相拍照。
有时候，我会突然疑惑这是一群成年人吗？这是个十几人的代表团，我们总是被介绍“这是中国的青年领导人”，是大学副校长、律师、杂志主编、画廊主办者、银行家、企业家……或许这群人算不上中国社会的未来领导人，却肯定是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中的一员，至少代表了一个更为富裕、接受良好教育、眼界开阔的中国。
他们会下意识地谈论上次在纽约地铁里的经历，认识导演阿尔莫多瓦的弟弟，和对弗兰克。盖瑞在洛杉矶的迪斯尼音乐厅的设计风格的看法……但是，这种谈论与其说一种好奇心的体现，不如说是明显的自我炫耀。我们的行为举止，更像是一群既容易欣喜、又容易抱怨的游客。我们被邀请到西班牙，是仍在不断上升的中国热的表征之一。在巴塞罗纳的港口，哥伦布的塑像高高地挺立在那里，他的右手臂指着大海。500年前，他一心想去发现东方，那里蕴含着无数的财富，结果却发现了美洲。这个故事在今天被《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演绎成了新版本，世界变平了，因为中国与印度的崛起，东方将再次重塑世界。
不断感受到西班牙商人与政府对于中国的热切程度——他们期待能在中国庞大市场中占据更大的份额，也希望能在日渐升温的中国与拉丁美洲的贸易联系充当中间人的角色（尽管这有点一厢情愿）——后者是西班牙帝国的产物，昔日的殖民地与宗主国间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对于彼此的理解都显得相当肤浅。“去年，我们创造了4％的经济增长，是欧洲增长最迅速的国家”，巴塞罗纳一位银行家这样说，但紧接着又补充道“当然，这不能与你们相比”。我遇到的西班牙人对于中国的压倒性印象是，这是一个无比巨大的市场，你无法忽略它，或许是因为他们的晚餐总是过长、总是喝了过多的酒，他们多少有点迷失在对中国的幻想之中。而我们对于西班牙的印象，除去了早已符号化的弗拉门哥的曲调、塔帕斯的小吃、哥伦布与堂吉诃德之外，当然最近还有一段17世纪后的西班牙的帝国历史，它的边界曾从墨西哥一直拓展到菲律宾，这激起了正沉浸于“大国崛起”的中国人的类似情绪。此外，似乎也没有更多印象，对于中国人来说，西方的首要概念是美国，其次英国、法国与德国，西班牙似乎是处于西方的边缘。
与中国人在美国与东南亚的漫长历史相比，在近代世界，西班牙与中国的联系并非密切。不过发生在17世纪初的马尼拉的一场西班牙统治者针对华人的屠杀，的确导致了明代中国的白银量锐减，导致了剧烈的通货膨胀，这是摧毁明朝政权的因素之一。而在过去几年中，则是西班牙东部小城埃尔切的一场针对中国人的鞋城的焚烧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廉价的温州鞋是中国在世界的形象中重要一部分。
不过，对于中国而言，现代西班牙对于中国有着更为重要的借鉴意义。1975年11月才离世的佛朗哥是统治了西班牙将近40年的独裁者，在漫长的时间里，西班牙一直处于自我封闭之中，社会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政治与知识空气。但之后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它却完成了20世纪最富戏剧性的历史转变，它不仅平稳地过渡到一个民主的政府，而且以巴塞罗纳、比尔堡为代表的城市则成为21世纪新型的国家竞争力的象征——一个由建筑、设计、理念、创意、环境为推动力的新型社会，比尔堡的古根海姆博物院、Zara连锁店与阿尔莫多瓦的电影，代表了我们时代最Cool的精神……
令人遗憾的是，在这段行程中，我没看到中国的中产阶级代表们对此表现出任何智力上的好奇心，而他们经常被视作一个必将推动中国变革的新阶层。
我知道这样说充满了“政治上的不正确”，就像我总被人批评成“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总是“将一小部分人的行为放大，而忽略了整体情况”。但事实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是看到“那一小部分”，或者说，是因为我们总不愿承认这一小部分其实是一大部分，而且我也无法容忍这样的看法：“我们必将成熟与强大，而过程中的代价是必然要付出的”。
这些说法中都充满了过多的自我原谅，人们担心承认这些现实，并总将所犯的错误归咎于一个更大的历史过程，并希望它自然地溶解。
一些对中国最为尖锐批评家总是在说，中国目前的发展方式终究要付出它的代价。
但我却越来越感到，一个社会的美好与否并非是它的整体规模有多么庞大，而是生活在其中的人是否拥有独立的头脑、丰富的内心和具有自我控制的能力……在这种意义上，中国所付出的代价实在已经过份巨大。
2008年之后
北京的机场高速公路两旁，长颈鹿、狮子、河马依旧憨厚地站在巨型的画板上。
我隐隐担心，从非洲草原到来的它们，能够抵御北京冬日的严寒和空气里高密度的粉尘吗？它们随着非洲48个国家的领导人而来，却没有和他们一起离去。
在2006年11月5日前后的一周里，北京的空气到处都是非洲的气息，电视画面上，报纸的版面，马路的广告牌，甚至我们家楼下的一家洗浴中心的门前都立着“热烈欢迎中非论坛北京峰会”的灯箱。这气氛让我想起了冷战年代，那个时刻，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即使我的父母一代中的很多人仍饿着肚子，粮食还是源源不断地被运到了非洲与阿尔巴尼亚，周恩来则仍带感激地说：“是非洲兄弟将我们抬进联合国的。”
除去为了重温与非洲的友谊，确保在能源与国际事务上的合作，3个月前的那次峰会也被视作2008年的奥运会的一次预演。对于一个像北京这样的一场暴雨都会陷入瘫痪的脆弱城市，它能够承担一场如此大规模的运动会吗？
在过去的3年中和正在展开的一年中，“2008年奥运会”成了北京的情结，一切似乎都与它有关，它催生了所有的欲望与想像力。人们拼命买房子，因为2008年之前，房价不会跌；人们对于股市充满热忱，至少在2008年前，它是不会崩盘的；台湾问题也不要在2008年之前忧虑，北京会对台北的举动保持尽量的克